林甫又是崇尚“术”和“势”的，他在位期间，为了保住自身的相位，一来牢牢抓住京师附近的三镇兵权。二来不惜罗织冤狱，诱惑他人犯错，继而打击一批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同时他有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势成功地驾御了手下包括安禄山、杨国忠在内的群臣，成为当时政坛上不可撼动的巨石。而其消极意义就是，从此破坏了中国官员层级选拔的机制和中央各部门相互分权、制衡的体系。唐王朝从此转向衰败。 在盛唐另一个值得提及的人物便是李白。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评价他：诗歌盖世，文章也有可以流传千古者，但缺乏政治才干。可以说，这样的评价对于李白来说还算是公允的。毕竟，治国不像作诗，来不得半点浪漫和浮夸。至于像李白那样终日生活在激情中的人又如何受得了政府里循规蹈矩似的生活？须知，治理国家光靠激情是远远不够的。再加上他蔑视权贵又追求功名，期求立军功又不清楚高层政治内幕。终至于先被外放，后又追随永王李磷，遭到发配。李白的一生是浪漫的一生，寻求仙山，求取丹药。同时也是悲剧的一生，政治追求的无处施展又屡遭命运的游戏。同时也给历代向往仕途的文人们狠狠地泼了一盆冷水。 文人的喜剧地位往往是其悲剧人生的开始。尤其是从一介布衣突然升任中央的决策位置就更成为铸成他悲惨结局的重要因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就是因这样一个原因而导致失败的。更具典型代表的还是北宋中叶以宋神宗和王安石共同主持的“熙丰新法”。确切说，中国的文人一旦从平民身份中走出并快速地升任至显要位置，往往会出于嫉妒心理对朝中元老，士大夫阶层有所嫌忌。他们一般思考时清醒，办事时糊涂；观别人清楚，看自己迷糊。所谓中庸之道只会在其思考问题时注意，真正临到处理实际事务时便全然抛在脑后。其实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争论本为政策性分歧，但出于中国文人“文人相轻”的积弊和动辄感情用事，缺乏理智的原因，他们都习惯性地将这种技术层面的政策分歧上升为道德伦理上的对立。从而忽略对方合理的建议，偏执处事。以至于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用了如吕惠中之流的小人（他们属于文人中不合儒家典范的重利轻义的一种）。新法的失败也成必然了（新法的评价更多的还要涉及到政治、经济问题，但与本文已无多大关系，就此不提）。而北宋王朝也正是中国历史上把文人政治搞得最彻底也是最糟糕的时期。 在唐代，由于儒、释、道的发展，使中国文化界产生了将其进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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