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楚的色彩。 同样，在面临政治高压，文化专制的环境下，文人的选择要么苟且偷生；要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舍生取义。嵇康死了，也许只是因为他和曹魏皇室是儿女亲家才如此忠君的。但在司马昭的统治下，所谓的耿介之臣也只能通过崇尚玄谈来明哲保身，求得自身一点小小的心理安慰。中国文人的软弱性也可由此窥见一斑。 西晋以后，文人士子们或隐遁山林河川，或寄生于王侯将相身旁，得过且过。偶有不服管束的如谢灵运也很快被惩处掉。遭遇挫折后的软骨病如此纠缠了文人们数千年。以至于“知其不可而为之”变成了受到挫折后消极遁世，梅妻鹤子。徘徊在儒与道，出世与入世之间，中间多少无奈自在不言中。 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发展到隋唐便作为一个分界点与东汉、六朝相区别开了。文人们从此避开章句的考究，转而通过体制的不断创新来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 陇西的贵族们为显示自己是汉族正统，大兴儒教。但其骨子里终究摆脱不掉军事贵族的背景和习气。贞观君臣摆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务实作风。然而承平日久，儒家士大夫不切实际的积习很快便使盛唐时期官员的整体素质呈江河日下的趋势。 当然，我并不是说盛唐时期官员大多昏聩无能，而是中国文人的特点是：处处以儒家教条为办事准则，缺乏灵活务实的办事作风。为成就一己之名节而不顾全整体利益。甚至因意气之争而互相攻击，乃至不惜颠倒是非黑白曲直，全然不顾国家的真正需要。贪图近利，缺乏高屋建瓴的眼光和对待提出反对意见者的恢弘气度。 如果说张九龄适合做一个道学家的话，那么李林甫才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宰相。中国历史上，继韩非之后真正集法家之大成者绝无出李林甫之右。当时，中国官场上文人气过重，所谓饱学之士，在书斋中做学问行，但真正处理起实际政务来却毫无用处。他们往往动辄搬出圣人教诲，所作所为却不切实际，一切只问是否合情合理，却不管是否有违法度。正因为如此，唐玄宗才用李林甫为相，以期开元盛世能够以法制的形式将其制度化并最终得到巩固。李林甫也果然不负厚望，他亲自主持修订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使国家政策有法可依，案件处理有法可据。官吏任免都要经过李林甫谨慎的考核之后才能通过。 然而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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