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复杂政局中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只可惜他并没有认识到汉文帝对他的良苦用心，整日郁郁寡欢，英年早逝。 由于西汉初期对先秦文献的整理与宽松的文化政策，使诸子思想在汉初得到充分发展，但它不利的一面也暴露出来——各执己见，让人不知所循。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对当时各家思想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整合。既强调了皇帝的绝对的权威，又将道家、方士中的天人合一，气数的观念引入其理论体系。可以说，董仲舒的思想无不有着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因素在里面，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对叔孙通的继承和发展，从而为以后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定下了一个主基调。所说的中华文明也在此时正式定型。 讲求实际的汉武帝意识到董仲舒理论重要性的同时，也深知文人眼高手低的弊病，到底没有重用董仲舒，并对其思想中于汉代统治不利的“气数观”避而不谈。这也表明了中国文人对于理论的过分虔诚与政治手段先天不足之间矛盾。 也正是自武帝始，外儒内法成为帝国统治者的治国之术。一面重用酷吏，鞭笞天下；一面尊崇儒学，敦化民众。前者在宣帝时得到进一步发挥；后者则在元帝时发挥到了极致。 在此之后的两千年中，唯一的一个叛逆者又恰是先秦儒家的纯粹信徒——王莽。他出于对当时社会危机和民众苦难的自觉，天真地希望靠恢复古制来缓和社会矛盾，最终一世而亡，也为后世企图恢复古制者做了一个反面榜样。 任何一种思想一旦被订为一国的指导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也便开始了它的蜕变过程。“白虎观”以降，中国文人多崇尚空谈和对章句的考究，尸位素餐，毫无建树，不足称道。但对后世文人穷酸、迂腐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以“党锢”事件为先导，至东汉末，在曹操的倡导下，中国文人终于敢走出书斋，勇于面对现实，处理政治。再加上蜀汉的诸葛亮，东吴君臣，无不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在政治上少有的活力。也恰在此期间，中国文人也经受了一场极为激烈动荡的矛盾的心理考验。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北方文人，面对要么庸碌无为一生，使自幼所学化于尘土，埋没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要么起而出山，辅佐曹家父子篡汉的现实。自身所学只为忠君报国，但要实现所学又只能是协助“奸臣”篡位。中国文人的悲哀也就在这手中只有笔秆子，没有枪杆子的尴尬境地中越加涂上了一层凄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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