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中更是如此，他们一般贪小利，讲交情，好面子，只论门生故吏，不看贤愚智长。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办起事情来往往缺乏长远眼光。在张居正生前，他们阿谀逢迎，坐观其成败。一旦失势，便群起而攻之，以至于在万历十二年险些掘了张居正的坟。 中国文人又是颇有惰性的。他们为官要么只做个名教的殉道者（如海瑞）；要么利用自己的权利大肆捞取好处，最后赋闲养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便有过也不使之见于史，留个清名而已（如董其昌，可惜他只以绘画留名）。 从万历开始，中国文人更加不顾国家危机和北方女真人崛起，终日只想沽名钓誉。他们卫道不卫国，保节不保君，相互之间结朋拉党，互相攻击。“争国本”、“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万历帝有驭臣之术却无治国之才，明王朝也从此走向了一条通向灭亡的不归路。崇祯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死在这帮迂腐文人手上。 这种士大夫风范在天启年的东林党中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充分发挥。他们当中不乏务实之士。特别是他们骨子所具有的中国文人天生的傲气——在孟子处被称为浩然之气——更是支撑起了中国文人两千余年的脊梁。 至于清代，我以为，无论是从思想文化还是科学技术上，清朝相对于明朝来说都是一次历史的倒退。在满州人民族自卑心理的阴影下所表现出来的对汉族文人的文化专制使得整个清代文化界、思想界处于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而中国文人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陈陈相因，没有作为。 明末清初，中国文人的又一特点在动荡的岁月中显露出来——在政治立场上变换角色的极端抉择。中国文人是最注重立场的，一个人不怕有多大才，只怕立场站错；如果立场站错了，他的才干也只会害了自己。而在中国的文人环境里，立场的变化又极大，并且这种大的变化又非常具有戏剧化色彩。由于明末所谓忠贞之士忍辱负重，在前方舍命报国，而在后方，却屡屡遭到权臣构恶、排挤，甚至有生命之忧。在对朝廷丧失掉最后一丝信心之后，他们往往一赌气，便不顾民族气节，转而投靠他们一向敌视的清朝。明代士大夫中如洪承畴、钱谦益就是鲜活的例子。 通观中国历代文人，他们的悲剧并不在于无才，而是为儒家教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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