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战国晚期，荀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可以说已经开始意识到经纶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尤其是荀子的两个学生韩非与李斯更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韩非或因为口讷，或因为他毕竟脱胎于儒家门庭，总还是多少带有对政治天真的理解。虽然在他的著述中显现出了一个政治老手的权术和谋略，但他仅将其停留在了理论的层面上，最终不免为李斯所害。而李斯也终因没能很好地学习他这位同窗好友的理论，重“法”，重“术”，却在二世即位后逐渐失“势”，被赵高陷害。李斯的失“势”或可归咎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秦代较完善的行政体制，致使自身发展受到很大钳制。但这也多少反映出了文人永远都无法摆脱掉自身的奴性，最终只是帝王打理天下的工具而已。 与荀子不同的是，另一支儒家学派依旧尊奉圣人教条，本着大无畏的卫道精神，希求在中国一统后仍能够恢复西周分封的制度。以博士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终于在一次秦始皇的宴会上就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选择上与李斯进行了公开辩论，并最终因为这一事件使儒生遭到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从焚书坑儒中我们不难看出，被坑杀的儒生实际上是四百六十多名方士；至于焚书，虽则保留了种植、医药、卜筮、法家著作、秦国历史的书籍（诸子著述在秦宫廷内仍有保存），但毕竟是一种文化高压政策，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中国文人来说都是一次极为惨重的损失。总的来说，以秦始皇、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士子也因此事为后代史官所不容，同时也反映出了淳于越之流的不识时务，穷究教条的形而上一面。并且这一点也是中国文人两千余年中始终无法根除的痼疾。 汉初的叔孙通表现了儒士与皇权的充分合作，这也多少为后来儒学在中国树立正统地位提供了前提。但自那时起，所谓犬儒哲学也就处于滥觞时期了。 关于贾谊，与其说他是屈原的继承者，倒不如说他是新一代文人的代表。一则他出身寒门，缺少政治根基；二则年纪轻轻，文章大气磅礴，又深得皇帝赏识，难免不有所轻狂任性。但是文章锦绣毕竟不能做出对国家具体事务的处理。在治国的总方针确立之后，最琐碎的事情还是落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与实际操作程序有关的具体问题上。而这又只能靠有多年从政经验的人去办理。加之贾谊对政治天真的理解和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集团为其做后盾，他就像温室中的花草，在纷繁芜杂、各种关系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