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旧唐书·官志二》载“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知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四年，证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1]和王寿南《唐代藩镇总表》[2]，可知天宝十四载以前绝大多数节度使任期在四年以下，其次是4—5年，5年以上者极少；而5年以上的任期者中，又大多是在开元年间。[3]以上事实可说明二个问题，第一，“久任”并非当时的普遍情况；二，久任者多在开元年间，但开元中久任者多而未发生边兵失控之事，相反，天宝年间久任者减少却发生了安史之乱。所以从整个形势来考察，开元年间之“久任”并未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更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央对边兵的失控。 其次，关于兼统问题。在著镇形成过程中，就已因军事需要而出现节镇间的彼此配合问题。发布于开元三年四月的《命薛讷等讨吐蕃诏》[4]，就说明了在边地防御体系形成过程中，北方的河西、朔方、河东、幽州诸镇间的彼此配合的情况。此诏虽云“讨吐蕃诏”，但令薛讷住凉州、虔[]长住并州，可知这并非确指具体的某一次出击，而是针对吐著的威胁而对边地屯军进行的一次调整。在这次调整中，主要强调屯军之间的配合，也可以说是为加强屯军间的配合而作的一次军事调整。 节镇间这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在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开元八年十一月突厥寇边，在反击时就同时动用了朔方、河东、河西、北庭等数镇之兵。[5]②；开元九年，兰池州胡反叛，攻打夏州时，朝廷下诏令“陇右节度使、御林将军郭知运与（王）睃相知讨之，睃奏‘朔方军兵自有余力，其郭知运请还本军”’[6] 夏州属朔方管，王睃时任朔方节度使，故朝廷令陇有出兵而为王氏所拒。这一事例可说明，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需要节镇间互相配合，另一方面这些节镇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时就直接命一人兼统数镇，如开元二十年正月，为出击契丹、奚而任命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以统一指挥河东、河北两军。[7] 所以在天宝元年确立边地防御体系、明确各节镇的主要防御对象的同时，也强调了各节镇间的主要的配合关系。如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河东节度使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河西节度使负责断隔吐著与突厥。[8] 此后，在军事行动中直接将各镇军力临时加以调配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如天宝四至五载，安禄山筑华武城时，即奏请河东王承嗣助役。[9] 天宝八载六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攻吐著石堡城”[10]。天宝十一载安禄山进讨契丹时，曾奏请朔方副使阿布思率众会之。[1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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