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党人的生死观与士大夫精神

nbsp;   ⑩《后汉书·申屠蟠传》，中华书局，1965年。《孟子·尽心上》，《诸子百家经典集萃》，黄山书社，1997年。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与文学个案》第2章第4节，东方出版社，1997年。《愿学集·答钱肇阳明府》。《愿学集·答史纬占宪副》。《方苞集》卷九，《左忠毅公逸事》。《东林书院志·诸贤轶事》。《小心斋》卷九。《冯少墟集·疑思录》，《四库全书》12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冯少墟集·宝庆语录》，《四库全书》12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二     儒学被尊奉为正统学说后，中国古代无人不受其熏陶。儒家的生死观深沉凝重，赋予生死以浓重的道德色彩。道义重于生死，而儒生是天经地义的殉道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因而，从先秦到明清，各种名目的殉道者代不乏人。而作为士大夫集团与邪恶势力抗争而最终集体殉道之举，在中国古代社会则仅有东汉党人、明末东林党人两例。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意义何在？笔者认为，东汉党人与东林党人的集体献身，铸就与锻造了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同时，他们的以道循道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思想上的保守与行为上的守旧。

    东汉党人是中国政治舞台上首次以毫不妥协于邪恶势力姿态出现的士大夫群体形象。士大夫即知识型官僚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以经明行修为特点的士大夫阶层亦即儒生士大夫则于西汉中期以后逐步发展壮大，东汉时期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士大夫精神则是在东汉中后期亦即士大夫集团形成一种富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后逐渐形成的。先于李膺的杨震、李固、杜乔等三公以其悲壮的死惊动士林，但那毕竟是个别人的行为，未成气候。桓灵时期则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抨击宦官的风潮，党人理所当然地为其冠。先秦儒家倡导的“士志于道”的儒生特质，通过他们大张旗鼓的政治实践及集体献身而充分地昭示于天下。他们是知识群体形象的首次登台，且是以生命而不是笔墨去诠释儒家道义，从而铸就了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士大夫精神的鲜明特色即以天下为己任。

    较之东汉党人，明末东林党人的集体殉道则是对士大夫精神的磨砺与淬火。同为王朝末世，同为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东林党人面临的政治形势比东汉党人更险恶。这种险恶不仅来自于对手的强大，更来自于士大夫本身的世俗化。魏忠贤集团的专权暴虐空前绝后，士大夫“不修士行”，投靠魏忠贤门下者不计其数。故有学者认为此期是“士无特操”，“士人的人格普遍泯灭”。而恪守儒家道统的东林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