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党人的生死观与士大夫精神

是奸佞迫害，使皇帝蒙枉杀臣子之名。他自己是死而无怨的：“涟即身无完肉，尸供蛆蚁，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终不作一怨尤字也。然守吾师致身明训，先哲尽忠典型，自当成败利害不计，乃朝廷不虚养士也。”循此我们可以了解他守师训，效先哲的特点，这也是东林党人的共同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决定了他们的根本局限。他们认为孔子之道是“万世无弊”的真理，儒生只须精研义理，力行其道即可，儒家经典本身不容怀疑，儒学原理不可改变：“述而不作，不是圣人谦词。后世天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不遵守祖宗法度，只作聪明以自用，天下安得治！不表章圣贤经传，只好异论以自高，道理安得明！”对儒经无条件的崇拜，使得他们在儒学传承中缺乏创新，行为上循规蹈矩，难以越出传统道德的雷池。冯从吾道：“宋儒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余亦云：人不学仲尼，万古如长夜。”一种思想若长期流传，那可能是思想家的幸运，却是社会的大不幸。它说明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孔子之道于中国社会正可作如是观。东林党人批评东汉党人忠义不足，他们以更正宗的儒学信徒出现，难道不是士大夫的悲哀，中国的悲哀吗？作为知识的传承者与创造者，民族的文化精英，国家政治事务的主要担当者，士大夫的道德追求与精神风貌千年不变，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东汉党人与东林党人坦然而死，凛凛正气光照千古。然而他们为君主尽忠殉节，只代表君子的气节与风范，“并不代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一切都要从他们所终生恪守的儒学中得到解释。对儒家道义的坚定追求成其高峻，对儒家学说的崇拜盲从又定其卑微。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注 释：

    ①《后汉书·陈蕃传》，中华书局，1965年。

    ②③ 《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

    ④《小心斋札记》卷六。

    ⑤《东林书院志·高景毅先生东林论学语上》。

    ⑥《杨忠烈公文集·狱中寄子书》。

    ⑦《杨大洪先生文集·狱中绝笔》。

    ⑧《碧血录》，《东林始末》，上海书店，1982年。

    ⑨《明儒学案》卷六二，《四库全书》4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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