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党人的生死观与士大夫精神

害。李膺、范滂等人的悲剧再次重演，这不能不使东林诸君困惑万分：自己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是否还要教育后代走这条路？刚烈如杨涟者，在受尽酷刑后，亦曾呼唤其家人至身边曰：回乡后“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读书”。这些号称“血性男子”的“刚肠铁石人”也有难以割舍的亲情。家中父老妻儿，无一不令他们牵肠挂肚：“君怜幼子呱呱泣，我为高堂步步思。最是临风凄切处，壁间俱是断肠诗！”缪昌期有《就逮诗》八首，六首以《痛亲》、《痛弟妹》、《慰妻》、《示儿》、《慰女》、《慰妾》题名，足见其生死关头的痛楚心境。他们明白不能幸免于难后，便慷慨赴死。道义与生命两相比较时，他们选择的是前者，正是杨涟所谓“求仁得仁”。他们有凡人情怀，但骨子里是君子人格、大丈夫气概，所以，最终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坦然地面对死亡：“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正如顾宪成所言，以无形生死超越了有形生死。他们坚信“他日清朝应秉笔，党人碑后勒遗文”。青史留名，忠义永存，“常留日月照人心”，他们便死而无憾了。二     儒学被尊奉为正统学说后，中国古代无人不受其熏陶。儒家的生死观深沉凝重，赋予生死以浓重的道德色彩。道义重于生死，而儒生是天经地义的殉道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因而，从先秦到明清，各种名目的殉道者代不乏人。而作为士大夫集团与邪恶势力抗争而最终集体殉道之举，在中国古代社会则仅有东汉党人、明末东林党人两例。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意义何在？笔者认为，东汉党人与东林党人的集体献身，铸就与锻造了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同时，他们的以道循道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思想上的保守与行为上的守旧。

    东汉党人是中国政治舞台上首次以毫不妥协于邪恶势力姿态出现的士大夫群体形象。士大夫即知识型官僚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以经明行修为特点的士大夫阶层亦即儒生士大夫则于西汉中期以后逐步发展壮大，东汉时期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士大夫精神则是在东汉中后期亦即士大夫集团形成一种富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后逐渐形成的。先于李膺的杨震、李固、杜乔等三公以其悲壮的死惊动士林，但那毕竟是个别人的行为，未成气候。桓灵时期则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抨击宦官的风潮，党人理所当然地为其冠。先秦儒家倡导的“士志于道”的儒生特质，通过他们大张旗鼓的政治实践及集体献身而充分地昭示于天下。他们是知识群体形象的首次登台，且是以生命而不是笔墨去诠释儒家道义，从而铸就了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士大夫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