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途。 天启五年（1625）杨涟、左光斗等六人下狱。杨涟秉性刚直峻烈，魏忠贤派人刺杀未成，即知将不免于难，但他仍义无反顾地与之抗争。他坚信“人生梦幻，忠义千秋不朽”⑥。其《狱中绝笔》谓：“不悔直节，不惧酷刑，不悲惨死，但令此心毫无奸欺。白日冥冥，于我何有哉！”⑦杨涟等六君子受尽酷刑死于狱中后，次年，又捕高攀龙、周宗建、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起元七人。高攀龙听到周顺昌已被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遂投水自尽，缪昌期等人均惨死狱中。高攀龙留下遗书两封，其一为《别友柬》：“仆得从李元礼、范孟博游矣。一生学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⑧他所为“幻质”与杨涟“人生梦幻”意同。而“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似有佛教意味。对此，刘宗周认为：“先生之心与道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非佛氏所谓无生死也。”⑨这是符合高攀龙原义的。他是从“一生学问”即儒学中寻求精神动力，而不是从佛教教文中得到解脱。 东汉党人“或死或刑数百人”⑩，牵连受迫害者数千人。东林党人仅天启五年左右，下狱而死或遣戍者百余人，受牵连遭迫害者千人以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酷刑与死亡的威逼下，他们与凡人一样，对亲朋挚友有着无限的依恋，同时对自己终生信奉的道义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怀疑。尽管史籍中此类史料较少，但我们仍可从中捕捉到党人微妙而复杂的心态。 范滂在狱中与母亲、儿子诀别时，母亲以豪言为之壮行，但他内心仍不自安，回头对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性善说是儒家礼治说立论的根据，从善去恶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原则之一。范滂在第一次入狱时面对宦官“何以结党”的诘问，答复即是“闻仲尼之言‘见善若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表现出他对儒家道义的执着追求。而此次劫难必死无疑，面对幼子（范滂此时33岁），他既不愿其弃善从恶，但自己终生向善，下场又如何？万千心绪，难以言说。范滂凄楚无奈的心态，在1400余年后的东林党人那里，以诗文的方式表现出来：“世事浑如梦，贻经累后生”，“寄语儿曹焚笔砚，好教犁犊听黄鹂”，“却怪登车揽辔者，为予洒泪问苍穹”。“登车揽辔者”是指范滂，他在担任清诏使案查地方时，“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当时是何等的踌躇满志，最终却命丧囹圄。儒家倡导修齐治平，而笃行此道的士大夫不仅不能治国，反而被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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