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

既有冀州，崇奖禘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道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少年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两汉风俗》）其实，汉末世风民俗的变化，源于社会政治的剧烈动荡，源于儒家思想文化统治的坍塌，源于社会的无序和文化的失范，源于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相互碰撞和激荡。一个或几个有影响的人物，只不过是顺应时代发展，对时代文化的变革起到了引领作用而已。    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既是儒家思想文化统治崩塌之后的必然趋势，也是新的时代的必然要求。它既为新的思想文化观念的产生和流行廓清了道路，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又为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的自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曹丕、曹植、杨修，到西晋的陆机，再到东晋的挚虞，可以清晰地理出一条文学观念发展演进的线索。他们对文学本质、价值、功能的认识，对不同文学体裁特点的概括与总结，都若隐若现地表现出建安时期文化裂变的痕迹，显示出建安时期思想文化观念相互碰撞与激荡的力量和影响。可以这么说，没有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就没有魏晋玄学的兴起，没有清议之风的炽盛，因而也就没有以谈玄、清议、饮酒、服食、发牢骚为主要特征的魏晋名士。

    当然，建安时期只是文化的裂变期，而非文化的整合与重建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虽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主流意识（如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对建功立业的追求），但并没有形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而是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共生共存，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共同选择。魏晋玄学就是这一时期各种文化共同选择的结果，虽然这种结果只是给魏晋士人带来了精神的愉悦和身心的快乐，而没有给整个社会和时代带来更多的福祉，但时代文化还是作出了这样一种选择。这是传统文化的幸运，却不是魏晋时代的福音。

    儒家思想道德防线的全面崩溃，使得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行为获得了充分的表现机会，以至于相互悖谬，自相矛盾。如果把同一个人的不同文化行为放在一起来看，人们就会感到很难理解，为其自相矛盾而感到迷惑和茫然。

    仍以曹操而论，他曾经主张“恶恶止其身”，主张就事论事，反对株连。但他的一些行为却与他这种主张刚好相反。他的父亲曹嵩去官后还居于谯，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