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

上否定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    曹操是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尤其是在汉献帝都许之后，影响力不是寻常人物所能比的。孔融不仅是孔子的20世孙，而且还是大名士，在当时的文人中很有影响力。他虽然早在建安十三年（208）就被曹操杀害，但曹丕和其后的评论家还是把他归入建安七子之中，已足见他在文士中的影响是多么地强劲。有这样一些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持如此离经叛道的思想道德观念，则建安时期道德观念的变异，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情了。

    儒家思想道德防线的全面崩溃，使得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行为获得了充分的表现机会，以至于相互悖谬，自相矛盾。如果把同一个人的不同文化行为放在一起来看，人们就会感到很难理解，为其自相矛盾而感到迷惑和茫然。

    仍以曹操而论，他曾经主张“恶恶止其身”，主张就事论事，反对株连。但他的一些行为却与他这种主张刚好相反。他的父亲曹嵩去官后还居于谯，后因避董卓之乱暂居琅邪。汉献帝兴平元年（194），据守兖州的曹操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其父及家人到兖州。徐州牧陶谦因初平四年（193）曹操进攻徐州，攻拔十余城，杀戮无数，致使“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而衔恨曹操（《魏书·陶谦传》）。如今有了机会，陶谦遂派遣轻骑兵追杀曹嵩及其家人，将曹嵩及其小儿子曹德等悉数杀死。曹操为报父仇，发兵攻打徐州，许多无辜惨遭杀戮。

    曹操之父被杀，是曹操和陶谦个人之间的恩怨，即使要报仇，对象也应仅限于陶谦及其爪牙，而不能迁怒或归罪于老百姓。纵使大动干戈，目标也应十分明确而有限，而不应该把普通老百姓作为发泄怨气的对象。更何况中国自古就有“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训呢？但是，曹操此时却不这么看。他既不是儒家思想的信徒，自然不会用一种中庸平和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在他看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然而在另外的事情上，譬如对待起草《为袁绍檄豫州》的陈琳，曹操就是另一种态度，另一种处理。

    陈琳原是袁绍手下的文士，袁绍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遂发布檄文，讨伐曹操。陈琳是文章好手，援笔立成，起草了一篇讨伐袁绍的檄文。文章从曹操的祖父骂起，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骂了个狗血喷头。后来，曹操攻克冀州，占领邺城，俘虏了陈琳。陈琳本以为这一次必死无疑，不料想曹操却很大度，问陈琳：“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魏书·王粲传》）按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