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马上得天下，觉得有件事没有做妥，想创造一个理论证明“龙盘天下”的理由。于是采“邹衍之学”，定秦为“水德”，“五德终始”，以此说明秦取天下，乃“天命”所授。一个皇朝诞生就该有一个“信仰”傅为祥瑞，以佐证新朝的合法。中国古有“汤武革命”，此后历朝更易都傅会“革命”故事。“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革命信仰”，秦始皇用过，汉代文帝用过，武帝也继续使用，很管用，足可以支持新政府“合法性”，历朝乐此不疲。 然而有一个“革命”信仰是不是可以万事大吉？秦始皇认为足已够用，其他都在否定之列。于是他建国后的卓越“功业”就是扼杀“百家争鸣”，断绝三教九流，最佳杰作则是“焚书坑儒”。他不懂得在“革命信仰”之后，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有“执政信仰”与“伦理信仰”的继往开来。这后来的工作他都没有做，只是在李斯的提议下宣布“以吏为师”，算是一种搪塞与敷衍。其实也是勒令全国以官言吏行为准则，管制民间思想。 结果当然很不妙——二世而亡。秦朝亡在暴政，亡在苛税，更亡在他只有武功而无文治，没有伦理信仰建设意识与实践。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权力大厦，只因建立在一个信仰沙漠之上，终于经不过历史的考验，转瞬崩塌！ 与秦始皇比较，汉朝有所更张。文景之际，尊“黄老之学”，尚“无为政治”，一意“与民休息”，轻刑法，减赋税，求贤良，不事声张，一旦有事即下诏责己，创造出“文景之治”的好局面。 汉武帝开始的时候也相信秦朝的五德说，又认为《春秋繁露》提出的三统说也颇有新意，结果“取了三统说中的正朔而去其服色，取了五德说中的服色而去其正朔”，由国家颁为法典，定为权威。 一个身体力行，“替百姓服务”理论，一个用三统论鼓吹“受天命”学说。从信仰建设的“逻辑”来看，“三统说”是汉朝的“革命”信仰；“与民休息”论，是它的“执政信仰”。汉秦相较，汉朝的“信仰建设”，殊有创造，似乎已经找不出更齐备无缺的支持它存在与作为的信仰体系。 然而，足具政治智慧的汉武帝，没有在“信仰建设”的道路上停下脚步。他感慨这个世界还没有确立一个完整井然的精神秩序，给他刺激的是在他上台之前的“刘濞之乱”，再有就是整个社会经济“勃然”，而礼义委顿。他决计用策马的长鞭，在中国的大地上画出精神的井字格。他请出儒学大师董仲舒，一反秦代所为，“独尊儒术”。这一来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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