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冲突

其它文化的交流中，我们站在自己的基点上来决定：我们究竟需要借鉴些什么和拒斥些什么。我们不能够亦步亦趋地照搬别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就不断有人做着各种各样的西方梦：梦想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梦想有西方的新型工业，梦想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梦想有一种全面的西方式的现代化……而在西方世界中，做东西梦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即将来临之际，他们梦想着一种中国式的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梦想着一种单纯的悠然自得……，怎样解释这两种梦呢？我们大致可以说，这两种梦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自己所没有、所缺乏或失去了的东西的向往。所以，处在喧嚷的高速公路上的人可能羡慕乡间小路的质朴单纯，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羡慕者的这一基点，反而引证羡慕者的话来为自己死守在乡间小路上辩护，那就是糊涂和迂腐的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再举一个例子，西方世界现在深深感到科技高度发展的弊害性一面，感到物压迫人的苦恼，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庄子似的结论。一个孩子不能因为长大后的苦恼就不肯长大。事实上，在冲突已经发生，复杂局面已经形成之后，真正的和谐只能是经过冲突得来的和谐，真正的淳朴只能是通过克服尔虞我诈而达到的淳朴，真正的单纯也只能是由复杂而凝结成的单纯。当然，我们可以在发展中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消除发展中的畸形片面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基本的方面。我们不能混淆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我们应当参考别人的意见，但我们更应当熟悉自己的基点和座标，把住自己的舵。当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在二次大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接触到西方文化时，我们正好看到的也许正是西方人对自己文化批判反省最甚的时期。他们抨击他们过份膨胀的个人主义、快乐主义和功利精神；他们批评他们民主制度的弊病（例如日益繁复的诉讼程序）；甚至于批判理性本身。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情况呢？比方说，当西方人在争论他们的民主制度的弊病，争论社会公正的问题时（如诺齐克与罗尔斯的争论），我们应当注意什么才于我们最有益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重视的与其说是他们之间不一致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们之间一致的东西，也就是说，是那种得自洛克、密尔、伏尔泰、托克维尔、康德等人的近代启蒙精神，而更深层面的精神的启迪与挑战，则更将在今后的日子里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