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龙的传人，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儒学定于一尊而又兼容释道的文化。中国文化以其特有的悠久、单纯的传统，以其特有的凝聚力和消化力，进入了近代世界一体化和文化大交流的时期。 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相当有限却满怀好奇，他们知道东方有一大国，有一独特的文明，有着繁荣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但是对这一文明的性质和内容却是若明若暗。中国对他们仍带有某种神秘和传奇的色彩，此前，西方人听过马可·波罗带来的神奇消息，看见过由中国制造的精美的产品（常常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中介），但与中国人的接触主要还只是少数先驱者的事情。葡萄牙人较早就和中国人做开了生意，而重要的是，一批耶稣会教士到达中国传教，其中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先驱是利玛窦（1552-1610年），他于12世纪初到达北京以后，换上士人的长袍，在谈论孔孟学说中宣传义，但只得到了某种有限的成功。而传教士在菲律宾却取得了极大成功，甚至在日本也进展迅速，而在中国却碰到了一个根基深厚、稳定单纯的文化传统的壁垒。因此，此后两百年间，虽有几百名传教士陆续到来，却收效甚微。 比较一下此前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是很有戆的。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国，而中国人对外界却有点淡漠置之。实际上，早在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的远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具备了越海远航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十五世纪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来证明。但是当时的"西洋"不过是南亚和西非，中国的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动力。这种动机的缺乏不仅和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有关，也和追求和谐而非扩张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相关联。 那么，到十七世纪，中国学者又是怎样看待西学的传入呢？随着西方传教士陆续带来的书藉和科学技术，中国学者的反应是：一方面，一批先进的学者表示了欢迎和好奇，如徐光启、方以智等，甚至康熙大帝玄烨在支持这种交流的同时，自己也撰写自然科学论文。但可以说，即使这些优秀者，也还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西方文化，还是一种被动的，对送上门的东西的感兴趣。而另一方面，顽固者则极力排斥西学。如此看来，中国人对西方的暧昧不明程度比西方人对中国的暧昧不明程度更甚且不很好奇。 十八世纪比起十七世纪来是一个倒退，由于教皇与中国皇帝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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