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是一个两可的问题，就是说，两种说法都各有道理。对于关心社会、跟现实联系密切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诗歌风格必然烙上朝代的印记；而对于那些不太关心社会、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诗人而言，影响他们诗歌创作和风格的主要因素则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禀性。纵观文学史，那些艺术造诣精深、影响深远的诗人，多数是关注社会、跟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因此，我认为，诗分唐宋的传统说法仍然是有道理的。 时代影响诗人及其创作，有各种途径。仅以唐宋而论，赵宋朝廷在政策上对士人相当优待：太祖赵匡胤在即位的第三年就秘密镌刻了一块誓言碑，告诫后来的继位者，要遵守三条立国方针，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使得士人的生命有了安全保障；宋代的科举选士制度也向士人敞开大门，使他们有比唐代士子更为广阔通畅的进身之路；对已经步入仕途者所提供的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是唐代士人所望尘莫及的——仕途较为顺利、最后官拜二品尚书的白居易，在诗歌中记录了自己不同时期的俸禄数额，满足之情溢于言表。宋人洪迈对此不以为然，仍然说白居易“立身廉清，家无余积”（见洪迈《容斋五笔》卷八《白公说俸禄》）。 但是，宋代有一点是无法跟唐代相比的：唐代几乎没有任何言禁，文艺创作完全处于自由发挥状态。 这就是洪迈所说的“唐诗无讳避”：“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为此，洪迈列举了很多例子。有：白居易《长恨歌》等讽喻诗、元稹《连昌宫词》，都围绕着唐明皇展开叙述、议论；杜甫更甚，《兵车行》、前后《出塞》、“三吏”、“三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阪》、《公孙大娘舞剑器行》，整篇都是这类内容；杜甫诗歌中，涉及这类内容的散句就更多了，“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是时嫔妃戮，连为粪土丛”，“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内人红袖泣，王子白衣行”，“毁庙天飞雨，焚宫火彻明”，“南内开元曲，当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泣潺湲”，“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须为下殿走，不可好楼居”，“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