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占卜与隋唐佛教的结合

部》引《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经》谓“六道各有其相”，即人有地狱、畜生、饿鬼、修罗、人、天等六相，其中还有细分，如畜生相中有从象、马、猫、鼠、鸽等25种“受形殊异”的相，构成了一个很全面的占相体系。并宣称：“善恶相对，凡圣道合；五阴虽同，六道乖法；占候观容，各知先业，恶断善修，方能止遏”。此即说明，善恶先业种下的“因”，会通过“相”表现出来，由此又可以占算未来的“果”。　　对于占卜与佛教的结合，世俗佛教学者则从另一方向予以论证。如唐初李师政著《通命论》云：

　　“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佛之所云，业也。儒之所谓，命也。盖言殊而理会，可得而同论焉。命系于业，业起于人，人禀命以穷通，命随业而厚薄。厚薄之命，莫非由己。……天道无亲疏，人业有盈缩，由斯以推天命，可得除疑惑矣”。（注：文载《全唐文》卷一五七。）

　　李师政实际要讲的是佛教业力因果报应之说有利于道德约束，但也表达了凡是有因果规律者皆可占推的道理，所谓“大教无私，至德同感，凡情缘隔，造化殊形，心境相乘，苦乐报异。如虫葛印印泥，泥印成文”。（注：《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占相篇述意部》。）这就为佛教与占卜的合拍提供了具体的以中国传统话语的表述。王维也借龟镜图发挥此理，他说：“龟可以卜也，镜可以照也。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恶以卜后代；以前代帝王行事善恶以照后代，可以知盛衰兴亡”，而龟镜图之原理“又近佛经八识”，其中“第六识即分别五阴十八界”，与易卦的初始之理是一样的。（注：王维《奉敕详帝皇龟镜图状》，载《全唐文》卷三二五。）当时有人因此宣称：“阴阳不测，唯佛而已”。（注：顾况《阴阳不测之谓神论》，载《全唐文》卷五二九。）

　　善恶既然是人为的，在这种因果关系面前的占卜就不是被动的预告了，故佛家占卜强调了人在命运面前的主观能动作用，上述王维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道理。《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占相篇》也有例子说明：

　　“梁州招提寺有沙门名琰，年幼出家。初作沙弥时，有一相师善能占相，语琰师：‘阿师子虽大聪明，智慧锋锐，然命短寿，不经旬日’。琰师既闻斯语，遂请诸大德共相平论，作何福胜，得命延长。大德答云：‘依佛圣教，受持《金刚般若经》，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寿’。琰师奉命入山，结志身心，受持《般若经》。余五年，既见延年，后因出山，更见相师。相师惊怪，便语琰师云：‘比来修何功德，得寿命长？’琰师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师叹之，助喜无已。琰师于后学问优长，善弘经论，匡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