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占卜与隋唐佛教的结合

，“问能曰：‘某宜何往’？能记之曰：‘遇蒙当居，逢袁可止’。明再拜而去”。这“遇蒙当居，逢袁可止”八个字当是佛家的谶语。惠能的谶语后来被南岳杯让、马祖道一等发展成所谓“六祖谶”。（注：《古尊宿语录》卷一“南岳怀让大慧禅师”。）作为具有预见性的佛谶在禅宗内得以滥觞的原因，房ｇｕǎｎ＠③说：“禅宗阴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地下之事，达前生后身之理”，（注：房ｇｕǎｎ＠③《龙兴寺碑序》，载《全唐文》卷三三二。）这样当然能前掐后算了。赞宁则“复譬圣人重卦”，更切合实际地剖之曰：“原乎室静生虚白，心静则神通。儒、玄所能，我道奚若？引发静虑，自在现前”。（注：《宋高僧传》卷二十二《感通篇论》。）不过随着禅宗的发展，佛谶在其中的地位逐步降低，如常作奇语的释普化，“禅宗有著述者，以其发言先觉，排普化为散圣科目中，言非正员也矣”。（注：《宋高僧传》卷二十《唐真定府普化传》。）此外，密宗也有占星等术。如现藏日本大阪美术馆的《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系唐代作品，该图体现了盛唐时期“占星术同域外传入密教星像崇拜的结合”。（注：孟嗣徽《“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图”与星像崇拜》，载《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由此派生的“本命禁忌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产生，但其说在唐宋之时广为流行，这应与佛教势力主要是密宗的一度兴盛有关”。（注：贾二强《唐人本命观与佛教》，载《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不过也有学者如萧登福等先生认为密宗里的占星术源于中国，据他研究统计，在现存密经中，有182部的经中混含着道教的东西，诸如星相占术、延寿丹药、宝剑印符、五行阴阳、及“青龙、白虎、飞尸、邪忤等中土名相”。见其《道教术仪与密宗教典籍》自序及第93、97、249、273页等。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比他更早提出此说的还有大村西崖、Joseph Needham、N.N.Bhattacharyya、A.L.Basham等。）　　唐代佛教与占卜之间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二者关系的继续和发展。但在唐代，二者最显著的结合是形成了新的、系统化的占卜理论。如《大唐传载》云：“常相衮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国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学其术”。这老僧果然有一套以暗中视五彩色等练占卜术的独特方法。又如唐末五代时高僧希觉“长于《易》道，著《会释记》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系》及末文甚备。常为人敷演此经，付授于都僧正赞宁”。（注：《宋高僧传》卷十六《汉钱塘千佛寺希觉传》。）赞宁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