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也”[25]。像苏轼这样精通易筮，并用易来占卦的事例，在唐代是很少见的。文人的参与会使社会上的占卜术更加盛行，这一点也是唐代与后代不同的地方。总之，唐代卜筮虽盛，但文人关心并从理论上进行研究的不多。 但是占卜术中的易占，由于北宋文人的参与而不断地复杂化，以至脱离了民间成为上层知识阶级的学问。所以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说：“自古术数之学多矣。言五行则本《洪范》，言卜筮则本《周易》。近时两者之学殆绝，而最盛于世者：葬书、相术、五星、禄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26]。从中可知，到南宋初，复杂的易占已成为文人学问；简单的占梦已风光不再；传统的相术、六壬、遁甲日趋繁复；既传统又新增有许多新因素的葬书、禄命、五星大行于世；完全新起的星禽也已占有了一席之地。唐五代的占卜发展到此，大致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最后要指出的是，占卜术的兴衰一向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只想指出一个现象，即唐太宗的禁“杂占卜”，发生在“玄武门之变”后他刚即位时（“玄武门之变”发生在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禁“杂占卜”的诏书发布于三个月后的武德九年九月）；武则天禁断相书，在载初元年（６８９）六月[27]，三个月后的九月，她就改“载初”为“天授”、改“唐”为“周”，正式当了皇帝；而宋太宗的禁各种占卜术，也发生在“烛光斧影”后不久（宋太宗开宝九年【９７６】十月即位，十二月改元为太平兴国元年，十个月后的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十月发布《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他们的禁止占卜，实际是害怕天下士庶借占卜术来关心事变、预测形势、煽动人心，从而对统治构成威胁。 特别是在唐朝，私习天文星算、太一雷公等，在《唐律》规定的惩罚是“徒二年”，到唐代宗大历三年重申时依然如此。但是到了宋太宗的诏书中，这一惩罚变成违犯者“悉斩”[28]。到宋真宗景德三年（１００６）《禁天文兵书诏》，更明确说：“应元（玄）象器物、天文星算、相术图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六壬遁甲、兵书、先诸家历算等，不得存留及衷私传习。有者限一月陈首纳官，释其罪。令官吏当面焚毁讫奏。限满不首，隐藏违犯，并当处死。内有私为诳惑、言及灾异、情理重者，当行处斩。”[29]处罚如此严厉，当有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在，容笔者日后详作探讨。 但是我们同时要指出，如此严厉的措施并没有限制住占卜术的发展。占卜术在宋代仍然盛行并变得日益繁复。这就足以说明占卜在当时社会有它存在的价值，它对当时人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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