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管理，出将入相，占据重要职位。第二类的“家产制”表现则完全不同，最初以君主“家臣”身份出现的异姓贵族——而不是同姓家族成员——在以后的王朝历史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可能由于在古代草原游牧经济中家族经营的情况依然残存，同时也是出于维持政权统一以保持对外威势的需要，所谓“分封型家产制国家”的分封并不彻底，用于分割的仅是一部分“家产”。而帝国的核心部分仍由君主本人直辖，既属于家族公产，也是父家长权力的象征。因为同族子弟都已各自被向外分封，所以君主只能依靠异姓贵族来管理这份公产。如匈奴以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辅政，突厥则有俟斤、俟利发等早期官僚。与匈奴、突厥相比，大蒙古国的“公产”部分在国家中所占比重更大。《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队共129 000人，其中分封给子弟者仅28 000人，剩下101 000人皆由自己直辖。〔17〕而且分封主要限于草原，新征服的大片农耕地区都作为家族公产，由大汗统一派官治理。同时，蒙古的分封范围又更为广泛。除子弟分封外，后来还发展起了姻戚的分封，一些世代与汗室通婚的家族也得到封地。这样参与管理“公产”的，只剩下那些“家臣”阶层的次等异姓贵族。草原社会行政事务相对简单，因此在基本未占有农耕地区的匈奴、突厥国家中，异姓贵族势力的膨胀并不显著。大蒙古国则不然，它不仅征服了中原、中亚等农业定居区域，后来还进一步发展为汉族模式的大一统王朝，这就给了那些“家臣”——次等异姓贵族充分扩展势力的机会。 成吉思汗建国后，设立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处理行政、司法事务，同时扩建自己的护卫军——怯薛组织，并赋予它襄理国务的职能。大蒙古国时期，宗室、外戚按照“各分地土、共享富贵”的原则，在各自封地内行使统治权力。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出席诸王大会，决定立汗、征伐等大事，平时并不亲自参加大蒙古国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而大断事官和怯薛成员（主要是其中主管文书的必阇赤）作为大汗的亲信家臣，恰恰在后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如耶律楚材、忙哥撒儿、孛鲁合等人，都以权重著称。忙哥撒儿任大断事官，“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按指蒙哥）无不报可。帝或卧未起，忙哥撒儿入奏事，至帐前扣箭房，帝问何言，即可其奏”。〔18〕这种次等异姓贵族势力膨胀的趋势在以后的元王朝有增无减。忽必烈行用汉法，建立了一套汉式官僚机构。诸王大会不常召开，宗室外戚各居封地，养尊处优，与国家日常政务已基本无涉。终元一代，迄今还找不出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位宗室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