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历史的社会”〔11〕 。显然在他看来，游牧社会没有前进、发展，其历史仅仅限于单调的循环往复。从大蒙古国建立前后漠北草原的变化来看，他的这一看法恐怕失之偏颇。在蒙古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或部落联盟。它们虽曾盛极一时，曾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威胁，但其政权组织却都是建立在氏族或部族共同体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并没有冲破氏族或部族组织的血缘外壳，相反却通过这种血缘外壳构筑起政权，形成一种“部族联盟国家”。〔12〕 这些民族在草原上昙花一现，未能长期立足，是因为它们作为统治部族，与被其征服的草原诸部族一直未能成功地融为一体；而融合的不成功，又与其政权的上述特点有极大关系。蒙古建国后的情况则有了不同。大蒙古国将漠北草原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成吉思汗将草原百姓划分为若干千户百户，它们取代传统的氏族、部族结构成为新的基本社会组织和国家单位。在千户百户制度下，氏族共同体逐渐分解，草原上原有各部族不再像以前游牧国家治下的被征服部族那样能够保持自己组织的完整和相对独立，它们与统治部族——蒙古渐趋合一，形成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13〕正因如此，才有学者称大蒙古国为“中世游牧国家”的代表，以区别于此前的“古代游牧国家”；而漠北草原也由此完成了从“低度发展的文明时期”向“经典意义上文明时期”的过渡。〔14〕 在考察上述变化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成吉思汗所创制度的作用，而应当把眼光投向大蒙古国历史的全进程，乃至此后元王朝对漠北的继续控制。千户百户等制度的实施开始了草原氏族制瓦解、不同部族形成共同民族认同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假如大蒙古国在征服中原后很快将统治重心南移，假如漠北草原没有保持五十余年的帝国核心地位，那么草原上部族融合的趋势就可能中止甚至逆转，蒙古就可能成为漠北历史上又一个昙花一现的统治民族。大蒙古国统治的意义，在于蒙古贵族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继续巩固、强化了千户百户等新的制度体系，而且充分利用了被征服地区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劳动力等——为漠北草原服务，使这一荒远的亚洲腹地进入一个超正常繁荣的黄金时期。波斯史家志费尼在极言当时草原生活变化幅度后说：“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15〕 。这种持续稳定而繁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蒙古族消化草原各部族的进程。即使到忽必烈定都汉地以后，由于草原本位政策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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