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的成败素来是以政绩为评判的依据，政绩都产生于当朝，那么何以要认为改革家的评价重在身后而不在当朝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历史上改革家的结局都很悲壮，他们为了富国强兵，鞠躬尽瘁，立下丰功伟绩，可个人的下场却非常惨烈，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在孤独中郁郁而终。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却被反对派包围，活活饿死。在大多数改革家功败垂成、惨遭不测的情况下，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是16世纪后期载誉青史的宰相。他在万历王朝初年(1573－1582)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新政，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书上称他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他功绩赫赫，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商鞅废除井田制，按军功授爵，奖励耕织，奠定秦国中央集权制和统一中国的基础。商鞅时代是从周代的分封制转化为秦代郡县制的创始期，这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不同社会体制的转型与同一体制下的变革不可相提并论。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具有同一体制改革评价的可比性，可他俩身后的是非荣辱大不相同。 以王安石来说，从十二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七百年间，偶有慧眼识俊杰者为其才能表白外，大都给以指责和抨击，《宋史》把王安石变法视为北宋祸乱之由，这一看法几乎盖棺论定，对后世起了主导的作用。清代的《四库全书》不仅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凡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都给以"彰善"的美誉，遇有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的概以"瘅恶"论定，以致有"受谤七百有余年"之说，直到19世纪末严复、梁启超才为之彻底翻案。 张居正死在任上，虽然得以善终，但身后家族的命运要比王安石悲惨。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同年底即遭弹劾，次年被抄家，兄弟张居易，次子张嗣修被流放，家人被围困饿死十多人，长子张敬修以血书鸣冤，愤而自尽。 从张居正家破人亡的结局来说，比王安石要不幸，若从身后的声名来说，王安石被诬七百年，而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昭雪，崇祯年间全面平反，恢复谥号荣衔，子孙袭职，并将张居正的故居改成张文忠公祠，以供后人瞻仰。《明史》盛赞张居正为政期间"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当张居正被诬之际，皇帝一声令下，群臣莫不胆战心惊，更何况人亡政息，对张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势一度非常严峻。可在这种情况下，为他平反的不仅是他的支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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