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汉时的江西地图 2007年11月，南昌市梅湖农民公寓的破土动工敲醒了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墓，其中一块刻有墓主身世的铭文砖引发了诸多猜想。 “豫章国”为首次考古发现 在南昌历年考古发掘中，有关“豫章”的文物发现并不少见，但在梅湖古墓之前，刻有“豫章国”字样的实物从未发现过，先来看看记录。 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上海介绍，1974年在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发现两晋时期吴应墓，出土名刺2份，其中一份写着：“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2007年9月，在南昌市青云谱区八大山人梅湖景区工地发现一座两晋时期合葬墓，发现两份名刺，一份写着“豫章郡海昏县都乡吉阳里骑都尉周涉年五十六字子常”，另1份字迹不完整，写着“问起居，海昏，字子常。”从这两座墓葬时间来看，与这次在梅湖新发现的古墓时间都属同一时期，葬俗都是按照这个时期的固定格式，无一例外地都介绍了死者的籍贯和姓氏，格式相近，用词恭敬，但只有这一次发现了“豫章国”之称。 东西两汉江西并无“豫章国” 找不到其他实物，最明白的看法只有趴在历史门缝里从头看起。 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研究中心教授陈金凤认为西周建立，行封建之制，分封70余国，经历过了春秋战国，直到秦朝一统天下，开始设郡、县体制，其中就设立了九江郡，郡治在今天的安徽寿县，在今天的江西境内设有7个县。西汉初期，汉高帝采取郡县和封国并存的制度，分封侯国和王国，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 那个时候江西作为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拥有的第一个名字虽然是豫章，但在公元前202年，设置的只是豫章郡，郡治南昌，下辖18县，分别为南昌、庐陵、彭泽、鄱阳、馀汗、柴桑、赣、新淦、南城、宜春、雩都、艾、安平、海昏、历陵和建成等，分布地域为赣江、盱江、信江、修水、袁水沿岸，与后来的江西省区大致相当。但分封使得侯国与王国割据一方，导致了西汉中期“削藩”的困难，也为“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到了汉武帝中期，实行“推恩令”，基本废除了王国体制。 就江西而言，汉武帝时划全国为13个监察区，称13部州，此时的江西属扬州。后来王莽改豫章郡为九江郡，东汉时期仍以豫章为郡名，郡治仍在南昌。 可见，东西两汉，江西境内并无“豫章国”。 西晋人的记载佐证“豫章国” 陈金凤从事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多年，他说根据史料记载，直到三国时期，魏、蜀、吴又开始实行封王之制，但王的权力大为削弱，相较之下，孙吴各地王的权力要大些，因豫章地处孙吴紧要之地，吴国也曾立豫章王。到了晋朝，开国之君武帝司马炎鉴于魏朝无宗室护持，而导致政权易手的教训，重建分封制，在全国封27王，王的权力大增，掌所辖王国的政治、军事、行政大权，但这也成为“八王之乱”的重要原因。“整个两晋时期，江西属江州，以州县体制为基本，但在西晋分封之始，仍在江州境内设置了‘豫章国’。”他说。 西晋时期有两个人必须提及，述说他们的故事不仅能说明“豫章国”在西晋时期是一直存在的，更为那段历史增添几声欷歔感叹。 第一个人就是司马炽，他最初的身份就是豫章王，他的命运之路极富戏剧性。据《晋书》记载，290年司马炽被封为豫章王，在晋惠帝在位期间爆发的八王之乱中，司马炽并未加入乱事。司马炽本人并无雄才大略，他后来担任散骑常侍，301年赵王司马伦废晋惠帝时，司马炽的散骑常侍也被罢黜；晋惠帝复位后，司马炽改任射声校尉，304年出任镇北大将军，同年被立为皇太弟。但是立皇太弟，却是朝廷政权对立之下的意外结果，因为司马炽本人并没有权力的野心。 306年晋惠帝死后，曾经的豫章王司马炽即位，称晋怀帝，但是政局为东海王司马越把持，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日渐严重。311年3月司马越去世，司马越的军队在护送司马越的灵柩回到东海封国时，与反晋军队作战大败，十万人全被歼灭，西晋的最后一个可作战的力量也被消灭，西晋已经没有可战之兵。 311年，前赵的军队攻入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史称永嘉之祸。之后晋怀帝被送往平阳，封为会稽公，并被囚禁。313年的一月，司马炽在正月的朝会上被命令为斟酒的仆人，有晋朝旧臣见此号啕大哭，不料给司马炽引来了杀身之祸。不久，亡国之君司马炽便被用毒酒毒杀，享年30岁，葬处不明。 在内忧外患丧乱起的西晋时期，还必须说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地位虽然远远不如司马炽高，但名气却很大。而且根据史料所载他的内容，也可以确定“豫章国”在西晋时期存在过。陶侃，江西鄱阳人，东晋大司马。《晋书·陶侃传》有他的详细记载，初为县吏，渐至郡守，曾任武昌太守、荆州刺史、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可算是一代名将，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颇有建树，但在他成名之前却屡受歧视。 《晋书》有载，“陶侃微时入京师，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日卓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日卓：‘奈何与小人同载？’”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了，西晋确实设置了“豫章国”。这句话同样可以反映出西晋时代背景。陶侃家住在溪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可见他是少数民族，当时西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在选官上信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可身居要职，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小人物陶侃呢？这也不难看出，为什么陶侃会被称作“小人”了？ “豫章国”当止于六朝之陈朝 梅湖古墓改建时间为东晋时期，铭文砖上又说“豫章国海昏县都乡举里”，意味着“豫章国”在东晋的存在。“的确，东晋时有豫章王之设，但王的权力已大不如西晋，‘豫章国’之说在这个时候渐渐式微。”陈金凤说。 到了南北朝时期，“豫章国”随统治者宗室政治需要，因时因人而设，并没有一以贯之。如刘枕宋设有豫章王；梁武帝时萧综、萧栋为豫章王，不仅如此，在梁朝时“豫章国”是一直在维持的。就目前可见史料，“豫章国”当止于六朝之陈朝——陈朝时曾封陈叔英为豫章王，《南史》记载说，陈叔英字子烈，陈宣帝第三子，初封建安侯，宣帝即位，改封豫章王。历为东扬州、南豫州、江州刺史。后主即位，迁至司空。隋军渡江，掌石头戍军事，兵败之后，降于隋将韩擒虎，隋炀帝时为涪陵太守。 到隋唐以后，已不见豫章王的称呼了，但封建之制的影响仍不小，如明朝曾分封不少实力很大的“王”，江西宁王朱权的五世孙朱宸濠，在继承爵位后，野心勃勃谋求最高权力，但只有一个多月，其叛乱就被平定。渐渐地王国体制不复存在。 “纵观历史上设立的‘豫章国’，也可说是豫章王国，是江西境内以今南昌市为中心的‘王’封邑，‘王’享有极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权力，是控制和稳定地方的基本力量，对相关的州郡县形成相互制衡。”陈金凤说，梅湖古墓有关“豫章国”的发现，表明割据南方的统治者对江西地区的重视，毕竟豫章地区是南方割据政权的重要区域，是翼护政权的屏障。有关“豫章国”墓葬的发现，有利于拓展南昌地区历史的研究。 但是，过于夸大“豫章国”也没有必要。毕竟“封国”是这一时期较为普遍的行为，在南方地区广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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