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在台北举办的“2007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上，台湾学者邢义田教授发表了题为《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的高水准的论文。邢义田教授独辟蹊径，从新的视角考察汉简形制，开拓了简牍学研究的新思路。他以实验方式，测定了汉代竹木简的体积和重量，进而讨论简册的书写姿态、编联方式、保存制度等等，提出了不少新的认识。 按照邢义田教授的测算，如果司马迁的《史记》一如江苏东海尹湾汉简《神乌赋》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书写形式，每简38字左右，则全书130篇，52.65万字，需要竹简13855枚。“以木简的重量计，则达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鲜的竹简计，则达58.33公斤；用新鲜红柳简则更重达101.62公斤。”在纸发明和普及之前，简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其体积和重量造成的书写、阅读和保存的不便，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然而其具体情形，研究者以往未曾充分注意。邢义田教授的工作，使我们对文化史的一些重要细节有了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文字：“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说秦始皇专权独断，行政事务无论大事小事都亲自裁决，甚至用“衡石”计算处理的文书，每天有明确的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衡石”，唐代学者裴骃《史记集解》的解释是：“石，百二十斤。”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说：“衡，秤衡也。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衡，是当时的计重装置。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秦王朝的铜权、铁权等，其实是用于“衡石量”的。这种“权”，不可以误解为秤砣。它们其实类似于用于天平的砝码。“衡”的使用形式，正类似于天平。秦始皇每天处理文书的“呈”或者“程”，也就是定额，按照张守节《史记正义》的理解，是“秤取一石”。后来的人们大都认同这样的分析。范文澜先生就此写道：“秦始皇规定一天看章奏（竹简）一百二十斤（秦一斤合今半市斤），不看完不休息。”（《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版，第4页）其实，“以衡石量书”，应当理解为用“衡石”为文书测重，“书”的重量，可以是一石，当然也可能是二石、三石。 即使按照“秤取一石”理解，“石，百二十斤”。秦权一斤的单位量值在250克左右（巫鸿：《秦权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确实可以说是“秦一斤合今半市斤”。计量史家依据对有自重刻铭的秦权实物的实测数据，得知平均为257克（丘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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