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仁富[1]（浙江传媒学院社科部教授 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所长） 摘要：儒家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的“三祭”是儒家宗教精神的主要载体。唐君毅认为，儒家“三祭”不仅具有一般宗教所具有的宗教精神，而且还有高明于、超越于一般宗教的宗教精神与形上意义。这包括祈求与报恩、有限与无限、现实与超越相协和的宗教精神。 关键词：儒家 “三祭” 宗教精神 一、儒家“三祭”的缘起及其宗教性的争论 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古代礼仪形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经有了成文的礼仪制度，就是“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作为人类祖先的圣贤唐尧、虞舜、夏禹等，他们本身都是讲究礼仪的典范。春秋时期的孔子把“礼”推向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克己复礼”，教育他的弟子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食”。到了汉武帝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确立后，礼仪作为社会道德、行为标准、精神支拄，其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历朝历代都在朝廷设置掌管天下礼仪的官僚机构，如汉代的大鸿胪、尚书礼曹，魏晋时的祠部（北魏又称仪曹），隋唐以后的礼部尚书（清末改为典礼院）等。同时，礼仪学著述越来越重要。汉代把《周礼》、《仪礼》列为五经之一，是读书人的必修之课。西汉人戴圣在研究前人礼书著作基础上，编纂《礼记》一书，也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尔后，历代礼学研究者再在这些礼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先后出现了《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礼说》、《礼记集解》、《礼记集说》、《礼书通故》、《礼书纲目》等数以千卷的礼学著作，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一门重要学科，对人类文明进步起着特有的作用。 在中国礼仪学说和礼仪制度甚至中国人的基本信仰的建构中，荀子的“三本”说及与之对应的儒家“三祭”之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2] 按照荀子的“礼之三本”即“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中国古代儒家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便有对应的儒家“三祭”：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第一是祭天地。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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