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的发展，需要不断面对多元他者，克服原有体系的限定，不断进行外推，进行融合与创新。就此而言，学者们不应以思想的自我封闭为“纯”，以吸纳他者为“杂”，反而应重视思想开放、外推与创造精神。在开 放与外推过程中，以有统合与创新为“纯”，以多元并陈为“杂”。以中国哲学为例，其强韧的生命力和发展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就在于能够不断地向多元他者开放，认清新的社会形势，吸纳其他学派或外来思想的优良因素，在外推与统合的辩证历程中进行思想创造。 中国哲学的发展可以溯自远古，历经夏、商、周，到先秦诸子，儒、道、墨、法、名等众家蓬勃兴起，各家皆意识到自己存在于多元他者之间，既相互影响，又各领风骚，可谓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其中尤以儒、道两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深。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黄老道家在汉初兴盛一时，至汉武帝更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若自我封闭，不能继续外推与超越，加深思想的基础，即便是儒、道两家，也终不免于没落。汉末至南北朝时期，中国本土思想中，儒家的经学仅存一缕香火，期间虽有道家在玄学方面寻得自我超越之机，再度蓬勃一时，但道家哲学最终还是靠道教的发展才得以延续其慧命的。这时主要由于佛学的传入而出现了新的思想挑战：一方面佛教通过格义，对中国人进行外推，使中国士人易于了解；另一方面中国士人也既痛苦又快乐地向这一外来的他者开放，并致力于获取新的语言与论述，进行融合与创新，使得中国哲学在原有思想基础上成功地回应了他者的挑战，并在这一回应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振兴，转他为我，产生了新的统合，形成了三论宗、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等各宗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和佛学体系。这一时期由于传统儒学未能在本体论、宇宙论、心性论等方面更进一步寻求突破，无法满足后来士人在思想与心灵上的需求，以至于在玄学与佛教的冲击之下，经过近八百年的沉寂，直到唐代才重现复兴之机。其真正的再度发展，则是要等待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北宋五子的出现，至南宋的朱熹而集理学之大成；自南宋陆九渊开心学之先，至明朝的王阳明集其大成，也创造了辉煌的哲学成果；这一时期可视为儒学在多元他者中进一步精进和融合的过程。宋明诸儒在坚守儒家襟抱的同时，为维护儒学的生命力，并再创新局面，必须直面多元他者的挑战，将儒家以伦理价值与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关怀，发展至形而上、宇宙论的层面，更深入地探讨主体性的根基以至心性之本原。所以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多有吸纳与综合佛教、道家与道教思想成分者在。 过去有些学者为了维系他们所谓“纯儒”的形象，极力避免言及其受佛教、道家和道教思想影响的痕迹；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最高峰的宋明理学，究竟是如何实现三教合一的，他们更是讳莫如深。孔令宏先生《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中华书局）一书的出版，就弥补了这一重大的学术研究空白。该书上篇，作者研究了理学的兴起与道家、道教的关系，分析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与道家、道教的史料，梳理出了二者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朱熹哲学思想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研究了心学先驱陆九渊与道家、道教的关系。下篇中，作者运用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梳理了道家、道教哲学思想的演变，考察了朱熹纳道入儒的表现和手法。在具体考察朱熹哲学对道家、道教义理吸收与改造时，紧扣朱熹哲学的思想结构，站在中国哲学史的高度，对朱熹纳道入儒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既指出了其重大意义，又指出了其不足；进而分析了朱熹纳道入儒对他身后的儒家、佛教、道教思想的影响，并从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考察了现代新儒家与新道家的关系。鉴于朱熹哲学在宋明理学中的核心地位，本书不仅对推动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且对于道家、道教哲学思想的研究，都具有较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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