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并非奸贼的典型

但本身并无美丑善恶可言。用于“乱世”，能成为奸中之雄；用于“治世”，可成为能干的大臣。用在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上，可造福国家民族；用在于国于民有损的事情上，可祸国殃民。体现在好人身上，被誉为足智多谋；体现在坏人身上，被斥为阴谋诡计。年尚幼的曹操听后“喜”之，并不一定是喜在预见自己将来能成为奸中之雄上，而恐怕是喜在这两句话实际包含的承认自己聪明多智上。因而只能说是一种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模糊之喜。 建安三年四月，曹操进兵荆州，沿途看见“麦已苍黄”，便命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作践者，并皆斩首”。这显然具有明显的爱民性质。不料自己的马却因受惊，践倒小麦，他便“割发权代首”，以示惩戒。对此，罗贯中借史官之口评论说：“此乃曹操能用心术耳。”毛宗岗则一会儿说“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一会儿又连声嗟叹：“权诈可爱”！“权诈可爱”！今人对曹操此举也一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这情况就是由割发代首本身的模糊性质造成的。从它与驾驭军队的关系来看，似乎含有借之欲申军令的“权诈”成份；但作为一军之帅能以对自己实际上是最大限度的惩罚，来表示护麦的善心和决心，又是难能可贵的。所以《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说：“老瞒自刎割发等事，似同儿戏，然万军悚然，兆民受福则实事也。”我们切不可用单侧面观察方法看待这种含有二重意义的模糊现象。

建安十年正月，兵进南皮时，河道尽冻，粮船不通，曹操欲让百姓敲冰拉船。百姓皆望深山而逃。曹操大怒，下令：“捕得百姓来，斩之！”但当百姓闻之，纷纷主动前往曹操营帐投首时，曹操却对百姓说：“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无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军士擒之。”罗贯中在此加了一行小字注：“此操之奸雄也。”毛宗岗更视此为“奸雄之极”。其实，曹操的所言所行带有很大的模糊性质，并不纯粹是出于欺诈和玩弄权术，而是不杀令已出、欲杀又不忍两种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仁心”与欺诈两极因素兼而有之的模糊组合。

赤壁大败，逃归南郡，曹操“仰天大恸”哭郭嘉。众将问他“此哭何意”，他回答说：“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大失矣！”并越哭越伤心，致使“众皆默然”。对此，罗贯中在引了史官诗评“曹公深识真梁栋，兵败犹然想郭嘉”后说：“此时深赞郭嘉之才，可惜先亡，以致操深思痛哭于中夜。”毛宗岗针锋相对：“哭死的与活的看”，“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