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并非奸贼的典型

白完“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一转眼却要封魏公，加“九锡”；称魏王，造王宫，并为此接连杀害了好心劝阻的荀彧、荀攸、崔琰和竭力反对的伏皇后、伏完、穆顺、赵俨，逼迫汉献帝立自己女儿为正宫皇后。还杀了站在红旗下的朝官三百人、才高如己的杨修、闻名华夏的神医华佗等。这都可说明，赤壁大战后，曹操才在政治斗争中充分显现了自己性格中的欺君、残暴的一面。 以上分析，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说，忠、诚、宽、仁、智与奸、谲、急、暴、蠢，都曾在曹操的性格系统中占有过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尤以欺君、诡谲、爱才、多智给读者的印象最深。但是，无论哪一种都不曾在曹操一生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和核心地位，更不是曹操性格中的唯一元素。性格组成多元素、多特点；主导性格随天走，随地变：有忠有奸，时忠时奸；有诚有谲，时诚时谲；有仁有暴，时仁时暴；有智有愚，时智时愚。或忠显而奸隐，或奸显而忠隐；或诚主而谲副，或谲主而诚副；或仁多而暴少，或暴多而仁少；或智强而愚弱，或愚强而智弱。性格整体中包含着多种元素组成的多组单元；每组单元之中的正反两极总有一极处于主导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性格重心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异、流动；性格重心的变异、流动形成了各个时期性格的不同特点。这就是曹操一生性格的有机整体性和辩证复杂性，一个简单化的“奸”字，一个类型化的“奸贼典型”的结论，一个无往而不奸的表演模式，是无法揭示出曹操一生性格的丰富内涵，无法表现出曹操性格的复杂多变的。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些性格现象，都是一眼就可判断出美丑善恶的。但是，象现实人生和活人言行中本来就存在着大量模糊现象一样，罗贯中为我们提供的有关曹操性格的所有信息，并不都是具有明确定性的，有相当一部分人们至今也很难准确道出它们的美丑善恶。它们好象似善又非善，让你说不上美，也说不上丑。这是曹操性格复杂性的又一不可忽视的表现。

罗贯中在曹操首次出场时曾介绍说，“操年幼时”，汝南名士许邵评论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喜而谢之”。对此，毛宗岗在其修改本中批评道：“邵意在后一语，操喜，亦喜在后一语。喜得恶，喜得险，喜得直，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称之为奸雄而大喜，大喜便是真正奸雄。”这显然有些武断。因为说“治世能臣”也好，“乱世奸雄”也好，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承认曹操聪明、多智。这种性格元素，虽对曹操后来成为奸中之雄，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