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并非奸贼的典型

流动着的辩证组合体现出来的。 在《三国志演义》前三十则中，曹操虽有幼年诈风，欺父欺叔；故杀吕伯奢，“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徐州报父仇，“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的丑德恶行，但其性格的主要特征却是仗义除奸，匡扶汉室。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十常侍、董卓及其余党李傕、郭汜的对立面，不仅未见丝毫篡逆之心，而且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忠直感人、谋略超人、胆量过人的汉朝忠臣。就是“移驾幸许都”，其缘起也是出于为汉朝廷、汉皇帝着想。书中明明写道：“帝在洛阳，百事未备，城廓崩倒，欲修未能”。李傕、郭汜兵临洛阳，献帝便产生了离洛阳，“投曹操”的想法，而且事实上已带领百官，步出洛阳，“望山东而进”。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提出“许都地近鲁阳，城廓宫室，钱粮民物，足可备矣，可幸銮舆”，正合献帝之意，解了朝廷之危。况且首倡徙驾迁都者，并非曹操，而是董昭、荀彧等大臣、谋士。曹操不过是在他们多次劝说下，由疑而“决”，“决”而遂行的。毛宗岗妄言迁都之策“非为朝廷，专为曹操”，说“操之迁帝许都，与卓之迁帝长安，傕、汜之迁帝坞，无以异也”，不过是用一种主观臆断的“奸绝”偏见，来硬套此时的曹操罢了。

移驾许都后，曹操位高忘义，权欲薰心，“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出入朝廷“长带铁甲军马数百”，“朝中大臣有事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一切“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把自己推到了众矢之的的位置。而君臣、上下、左右、朝野的不满，又促使他把一切聪明才智都用作保护自己、战胜对手的精神武器，从而使奸、谲、暴逐渐上升为他性格中的主导因素。但是，这只是就曹操性格运动在移驾幸许都以后的大致趋势而言的。如果深入到作品实际中加以具体考察，我们则会看到移驾许都后不同时期曹操性格的一些更为复杂的动态组合情况。

赤壁之战前，曹操身受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对来自皇帝及保皇大臣们的威胁，曹操起初虽有疑虑，但无实据。当他察觉“众皆”不满，发现皇帝与董承密谋害己，搜出衣带诏后，便立即产生“诛其君而吊其民，择有德者而立之”的想法。后虽因谋士劝阻，没有付诸行动，但却杀了一批密谋害己的保皇大臣，并明确宣布：“但有外戚内族，不曾禀奉于吾，辄入宫门者，腰斩之。守御不严者，罪同。”从这以后，汉献帝便成了一个傀儡，曹操对他确实再也无忠心可言。曹操与袁绍、袁术、孙策、孙权、吕布、刘备等人之间的矛盾斗争，表面也象忠奸矛盾，因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袁、孙、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