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并非奸贼的典型

的基本要素。曹操性格的整体，就是由这正、负两个系列中那些看来是水火不相容的多种元素组成的一组组组合单元，即欺君与忠君、诡谲与诚实、残暴与仁慈、义气与不义、爱才与忌才、愚蠢与多智、胆怯与勇敢、利己与大公、罪过与功德等共同构成的一个庞大系统。毛宗岗等人批评《三国演义》的最大失误之一，就是竭力夸大曹操性格系统中的负极因素，并把这丰富、复杂的性格系统片面归结为一个“奸”字。如果我们今天仍象过去那样用单侧面的观察方法来观察曹操性格，用传统的“奸贼典型”论来编导和表演曹操形象，那就只能造成对曹操形象的片面肢解。曹操在《三国志演义》中第一次出现时，作者还曾介绍说：“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智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除“论赵高”一句略含贬意外，其余都是热情赞赏。曹操气绝身亡后，作者的盖棺定论也是有贬有褒。贬词所言“丑恶”，一是“秉圭升玉辇，带剑上金銮”；二是“杀人虚堕泪，对客强追欢”。仅仅如此而已。而褒词所讲“功德”，却涉及很多方面，诸如生活作风上的“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待士用人上的“知人善察”，“随能任使”；文采风度上的“登高必赋，对景必诗”；沙场征战中的“运筹演谋”，“芟刈群雄”；初露头角时的“胸蟠星斗气凌云”；老大将终时的“总御皇机，克成洪业”。结论是：“明略最优”——“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功德”最大——“当时若使无公在，未必山河几处分”。这些画龙点睛式的盖棺定论与作者赖以立论的大量描写，都告诉我们：《三国志演义》里的曹操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作者对曹操的态度不只是善恶并举，有贬有褒，而且在用盖棺定论对其一生作整体性评价时还是功大于过，褒多于贬的。这似乎至今尚未引起我们后世读者和编导的足够注意。 一分为多，多又合而为一，构成了曹操性格的整体。但是，这种合，并不是美丑、善恶、长处短处的机械相加和等量组合，而是一种有重心的、流动着的辩证组合。

所谓有重心的组合，是指人物性格虽因元素本身的不同性质而呈现出双向性，但总有一种性格元素处于性格组合单元的主导地位，从而使每个二极组合单元总是表现出自身的定向性。所谓流动着的组合，是指人物性格组合单元虽因重心不同而呈现出某种定向性，但这种定向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而必然在不同的时空情景中呈现出主次变换、重心转移的历史差异性。曹操一生不同时期的性格特点，就是由这种有重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