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文体之集大成

，岂惜小民哉”！袁术征讨徐州，“七路军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而来”。曹操却深知民心向背乃事业成败的关键，禁止军队扰民，以致有“割发代首”之举。曹操是善于行爱民之举以获取民心的。 《三国演义》通过描写“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曹操，刻画了一个纯用霸术的“奸雄”形象，一个成功的统治者的形象，其基本特征是：他的行为虽以权谋为出发点，但却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比如忠君、爱民、赏识和重用人才等。他的成功是合情合理的。与之形成对照，袁绍、董卓等的失败也正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正是从肯定曹操是一个成功的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三国演义》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欣赏之意。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曹操的形象是在戏曲舞台上被丑化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仍是“可儿”，这意见的合理性不必怀疑。至少，从纪事本末体部分的描写来看，纳道德于权谋之中的曹操，在招揽人才和争取民心方面，确乎有过人之处。他是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伟大角色的人物。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人物，《三国演义》对孙权等也不乏喝彩之笔。

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影响到《三国演义》对魏、吴阵营的谋士、战将的评价。如果单站在尊刘抑曹的立场来评价人物，曹操的那些出类拔萃的谋士（如郭嘉、荀彧、贾诩），身先士卒的勇将（如典韦、许褚、庞德），也许会被鄙薄为是非不分。然而，《三国演义》却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为他们安排了异常显赫的位置。其衡尺文臣武将的标准大体有三条：

（一）是否善于择主。三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君臣关系有异于天下大治时期，“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善不善于择主成为衡量将、士高下的首要标准。所谓善择主，即受到主的尊敬、重用和信任，至于主是“奸雄”，还是“仁君”，这倒无关紧要。郭嘉、典韦等之为《三国演义》肯定，原因在此；而不善择主的田丰（袁绍谋士），自杀前悲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本无足惜！”亦蕴含了同样的旨趣。

（二）是否忠于其主。这里的“忠”，以“士为知己者死”为其心理依据，与无条件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着不同的内涵。于禁是曹操的爱将，襄阳一役，竟然向关羽乞怜。曹操闻讯，慨叹道：“于禁从孤三十年，何期临危反不如庞德也！”即旨在蔑视他有负知己。有负其主的知遇之恩。董卓是残暴的军阀，恶贯满盈，罪不容诛，但董卓被诛，蔡邕却伏尸而哭。甘为知己者死，蔡邕因此被毛宗岗许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