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文体之集大成

照录下来；同时，记叙者无法亲临现场逐一地观照他试图记录的生活场景的每一个局部，他必须动用自己的想象能力。但是，历史家既然以“实录”为秉笔原则，也就不能不遵守相应的规范，即作者只能报告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因为这是可闻可见的，而不应该直接阐述人物的所思所想，因为这是无法观察到的。这当然会带来遗憾：读者对于某些人物所采取的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不甚了然。可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家仍然谨守不作直接心理描写的规范，宁愿有所遗憾也不以牺牲实录原则为代价。《三国演义》中也不乏这种情形。 比如，曹操在打败袁绍后，曾为之设祭，流涕不已，并“以金帛粮米赐绍妻刘氏”。曹操的这一举动，是装腔作势，还是真心诚意？读者的意见向来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设想，要是作者能揭示出曹操行动后面的心理原因，那么，读者中间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了。

也许有必要指出，在部分准话本体章节中，《三国演义》往往能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比如第九十三回。姜维被孔明的反间计逼得进退无路，“维寻思良久，前有孔明，后有关兴，又无去路，只得下马投降。”直接交代姜维“寻思”的内容，读者便不再有什么疑惑。由此一例，不难看出，面对人的心灵世界，准纪事本末体与准话本体的描写态度是大相径庭的。

和正史一样，准纪事本末体的人物语言大都以理性色彩见长，而个性化程度较低。“郭嘉遗计定辽东”是个恰当的例证。曹操平定并州后，郭嘉极力主张西击乌桓，他阐述理由说：“主公虽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边远，必不设备；乘其无备，卒然击之，必可破也。且袁绍与乌桓有恩，而尚与熙兄弟犹存，不可不除。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郭嘉的这段分析，曹操赞之为“极是”。所谓“是”，乃就其真知灼见而言。确实，郭嘉的语言是高度理性化的，体现了这一历史人物洞察事件的深邃的目光，能传达给读者许多智慧。如果以个性化为标准来衡量。这种语言便算不得上乘了。其它如第十八回“贾文和料敌决胜”，以及第五十九回曹操见西凉增兵则有喜色的情节，其写法近于《左传》之“曹刿论战”，目的也正是通过语言来“论”，来传达人物的识见。

中国的正史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即作者能够看到和听到一切有关的语言和行动，准纪事本末体亦然。采用这种叙事角度，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使作者在描述事件时受限制较少，又不致使读者对其可靠性产生怀疑。用于展开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