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文体，大致有三种：与史书编纂相近的准纪事本末体，与宋元白话小说相近的准话本体，以片断缀合为特征的准笔记体。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准纪事本末体较为尊重实录原则，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准话本体注重故事的情趣，风格诙谐；准笔记体洋溢出掌故风味。《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集诸种文体之大成，遂成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小说。 文化惯例是文化传播的前提。小说设计及其实施以文体为媒介，而文体是社会群体的资产，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模式都隐寓在文体之中。当小说家选择适合其作品的文体时，在某种程度上，他已失去了自我控制——文化惯例渗入他的文体，以致他的个人表达必定带有附着于他所选择的表达方式的社会意义。 在《三国演义》的评论中，思想内涵（主题）的众说纷纭几度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争议。各种不同的见解，从整体构成的角度看，其实并非尖锐对立，倒是互相补充的成分居多。大家之所以各持己见，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忽视了：《三国演义》是一部累积型的创作，历史家、民间艺人、小说家等先后参与了其创作过程，因而，其文体不仅不是严格统一的，并且，小说中的价值体系随着文体的更替递嬗也在变化之中。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固执地视某个侧面为小说全体，盲人摸象，理所当然会产生误解。 《三国演义》的文体，概括说来，大致有三种：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和准笔记体。就一般情形而言，记叙曹操与董卓、袁绍、袁术等的纠葛，偏重准纪事本末体，如官渡之战；而当涉笔刘备集团时，则较多采用准话本体，如赤壁之战、七擒孟获；准笔记体通常属于局部的点缀，如管宁割席分坐，杜预《左传》之癖。这三种文体，它们处理题材的方式相异，传达出的意蕴也各有侧重。《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遂成为集诸种文体之大成的不朽巨作。本文将具体地予以探讨。 历史编纂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从《左传》的编年体，到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再到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纪事本末体，历史著作的外在形态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区别无疑是明显的，编年体强调时间的顺序，纪传体强调人物的性格，纪事本末体强调事件的完整；但它们又有非常一致的追求： （一）处理题材的方式应有助于给人“实录”之感； （二）通过对事实的安排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因果关系，从而为后世提供借鉴。 应该说，“实录”只能视为历史家的真诚动机，被叙述的历史与原生态的历史无论如何是有距离的。这是因为，叙述过程即选择过程，历史家不可能滴水不漏地将生活细节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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