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愿要霸道苛政；在对待政治家的选择上，人民宁愿选择一个干略相对稍次的仁慈之主，而不愿要那种虽有雄才大略却奸诈残忍的暴君；在社会道德的选择上，人民则崇尚忠义，而贬斥奸诈”(17)。 其次，褒刘贬曹，表现了作者渴望明君仁政的社会理想。 作品中的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因此，尊刘贬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传统历史文化中“正统”观念的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作者对刘备的歌颂，主要是因为他自身的优点，即宽仁爱民，待士以诚，因而将他视做理想的明君。相反，作者笔下更正统的汉献帝、刘表、刘璋等则没有一点光彩，甚至刘备的儿子刘禅也是以一付不讨人欢迎的面目出现的。与刘备相反，作者是把曹操作为封建时代奸臣权相的代表来塑造、来批判的，这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影响。 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提出了“民为国本”和“政得其民”的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18)。稍晚的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9)，这一关于君民关系的形象比喻，对历朝统治者都有一定启发。总之，“民为邦本”、“使民以时”、“民贵君轻”等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极端利已主义的典型，“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集中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活动轴心就是他的个人利益，因此，尽管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但在具体作法上却是视百姓为草芥，可以肆意杀戮。在攻打徐州替父报仇时，竟公然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以致曹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这种残暴不仁的恶行自然不是明君所为，也必然受到谴责。 在评价人物上，作者还受到了儒家“仁”的精神的影响。原始儒学以“仁”为核心，这既体现了人道的原则，同时又为理想人格提供了多重规定，从正面来说，仁德首先表现为对人的尊重、关心、真诚相待，在君与臣的关系上，最理想的就是人们喜闻乐道的刘备与诸葛亮式的鱼水关系，这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作品中的曹操以求贤爱才著称，但对下属却一味使用机诈权术、残酷不仁，“梦中杀人”，“借首”平忿，诛许攸，杀杨修，不一而足，就连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谋士荀彧也难以幸免。在作品中，作者曾借刘备之口对曹操的这一特点作了描绘：“曹公只可同忧，不可同乐，若心一变，死无地矣！”张松也有类似的评论：“曹操轻贤傲士，只可同忧，不可同乐”。这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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