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形象的文化意蕴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这真实地说明了下层群众对曹操的态度，也反映了民间拥刘反曹的普遍性。

西晋文学家陆机曾在《辩亡论》中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这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人民痛恨曹操的根本原因。在民间，曹操之所以遭到反对，并不在于他姓曹、非汉室宗亲，而主要在于他的奸诈无道、暴虐害民、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品德和恶行，因而在三国故事广泛流传后，人们就不断地以自己的善恶评判和憎恶感情不受客观事实限制地移植，使本来具有多侧面特性的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变成了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丑和恶的化身，成为彻底被否定、被鞭挞的形象。在民间，至迟在北宋中叶曹操这个艺术典型便大体上定了反面形象的基调，在此后的诗文、院本、话本、杂剧创作中，曹操奸臣的形象更趋清晰完整。元代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印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是宋元以来民间“尊刘抑曹”之风在文艺创作中的集中体现，典型地表现出了宋元时期市民阶层普遍的审美意识和情趣，而曹操作为奸臣的角色也基本定型了。

罗贯中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民族文化的背景上，在这种群体意识氛围中塑造曹操形象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启发和感染，这决定了《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基调。

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形象更为饱满、复杂了，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写“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的“传统思想和写法”(14)，把这一人物置于纷繁的矛盾冲突之中，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精心刻画，使之成为立体的、多层面的有机体。在作品中，他既有攻城掠地、暴虐害民、甚至血洗徐州之类的暴行，又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和严纪爱民的作为；既有“挟天子以令诸侯”、逼宫杀后、僭越不臣的行径，又有以周文王自喻、为汉室讨伐群雄而愿做忠臣的自我表白；既有杀吕伯奢时的猜疑、忌刻，又有“焚书不问”的宽宏大度；既有“梦中杀人”和“借首”平忿之狡诈、残忍，又有收张辽、放关羽、哭典韦之惜才重义；既能举贤尊士，重用人才，又曾嫉贤妒能，枉杀贤才；华容败北，他仰天大笑，表现出特有的乐观、豁达和顽强，但江边赋诗，“对酒当歌”，又表现为异样的消沉、哀婉和失意。上述种种，看起来是相反、对立、冲突的，但在曹操身上却显得那样和谐，这是矛盾、统一的完美、集中体现。正如毛氏父子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