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形象的文化意蕴

点是强调臣对君无条件地服从，即所谓：“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臣不死则为不忠”，而“忠”与“奸”的观念也成为封建时代衡量一个臣子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的最高标准。按这一标准要求，曹操无疑是应否定的对象，他对献帝的挟持，实际上是对整个封建权威，所有封建皇帝的亵渎和威胁，是大逆不道，这是封建制度本身所不允许的。 在众多评论曹操的言论中，唐太宗李世民的态度很值得注意。做为一代开国之君，他对曹操可谓是英雄惜英雄，在他亲自撰写的《祭魏太祖文》中写道：“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对曹操非同寻常的政治才干和杰出的军事才能都十分称赏。但他也敏锐地指出：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秉钧国之情，有无君之迹”，因此，他从维护大唐江山长治久安的统治利益出发，以古鉴今，训诫臣下，特别是元老重臣不要去学曹操“有无君之迹”，永远效忠于唐王朝。无独有偶，北宋司马光对曹操也有类似的看法，尽管他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以曹魏为正统，甚至为了替曹氏政权辩解，说它“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汉室也”⑩，但他也看出曹操“蓄无君之心久矣”，因而在《资治通鉴》中也建议北宋皇帝，要对臣下进行“教化”，不要去学曹操。这种对待曹操有誉有毁但归之于毁的态度，在封建统治者中是颇有代表性的，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对曹操“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11)这道出了封建统治者心中的秘密，也揭示了否定曹操的真实原因。

列宁曾在《关于民族问题批评的意见》一文中指出：“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上层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民间文化两种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民间文化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更重道德而轻功利，具体到对待曹操这一人物的评价上说，民间文化对曹操始终是否定的。唐代诗人李贺在《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中这样写道：“邺城中，暮尘起。将黑丸，斫文吏。棘为鞭，虎为马。团团走，邺城下。切玉剑，射日弓。献何人：奉相公”(12)。从民谣可以看出下层群众是不赞成曹操的。北宋穆修在《亳州魏武帝帐庙记》一文中也载明：宋真宗修庙后，曹操庙香火仍然不旺，地方官再度提倡，本地人为了讨好上司，“惭且喜曰：亳民阇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识攸报”，因而捐资助修。这正说明统治者尊敬曹操，并非百姓的自愿(13)。苏轼《东坡志林》中则有这样一段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