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他们的基本态度。曹操形象在史学家笔下的反复，增加了其形象的复杂性，也说明这一形象在史书中就已经社会化了。 曹操形象从历史上的英雄演变为奸贼，受到封建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 对于曹操的态度，在封建时代的不同阶层有极大的差异。上层统治者对曹操的态度，在晋以后是随着汉民族统治地位的变化而不断更迭交替的。西晋司马氏取代魏，而魏是“受禅”于汉而成为正统的，所以“帝魏寇蜀”；东晋“偏安江左”，其形势类似蜀汉，因而“尊刘贬曹”；唐王朝以魏为正统，唐太宗李世民称曹操是“哲人”③；北宋仍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曾下令重修亳州祭祀曹操的庙宇，并让著名学者穆修撰《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④；但到了南宋，“尊刘抑曹”之风复炽，南宋诗人王十朋在《谒昭烈庙》一文中竟公然宣称：“我虽有酒；不祀曹魏”⑤，陆游则写出了“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⑥的千古名句。总之，历代统治者对曹操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也都作了不少文章，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封建专制的不断增强，对曹操的否定是愈来愈加重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它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带有宗法性质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君主专制的社会，秦汉以降，随着专制政治的不断强化，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为专制政治服务的理论体系，到西汉董仲舒出现，则使这种专制统治神学化。他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论，认为“君权神授”，因此，在君与民的关系上主张“屈民而伸君”，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之道，是“《春秋》大义”⑦。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还建立起“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神权、君权、父权三者合一，而“君为臣纲”赫然立于“可求于天”的“王道之三纲”之首，这就把“君”摆到了神一样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种伦理观念也成了中国文化观念的核心。至宋代，二程、朱熹又使君主专制主义理学化，他们强调“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理之本也”⑧，“君尊于上，臣卑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⑨。君主专制在明代更在实践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太祖朱元璋收天下之权归于一人，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和沿袭七百余年的三省制，将相权并入君权；撤销行省，设立分别直接受制于朝廷的“三司”，将君权扩张到了极点，真正达到“朕即国家”的程度，与此相适应，朱元璋还改变了“刑不上大夫”的千古之礼，对大臣实行“庭杖”之责罚，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这时，“君尊臣卑”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心理。封建君主专制的特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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