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陈寿的《三国志》首开“尊曹贬刘”之风气，不仅书中《魏志》的篇幅远远超过了《蜀志》、《吴志》，而且他只尊曹氏为“帝”，在书中给予“纪”的规格，而刘备、孙权只仅仅被尊为“先主”、“吴主”。他对曹操的评价则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作为一位正直的史学家，陈寿在赞美曹操之余，也记载了曹操的一些恶行，在《武帝纪》里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也有不少关于曹操奸诈和残暴的零星记载。 南朝时裴松之搜集了三国时代魏、蜀、吴三方人士所作的各种野史杂记为《三国志》作注，所引书籍多达一百五十余种，其态度是，各种传说，不问虚实，一律摘引。这给后人认识曹操其人提供了更为丰富、全面的材料，但也鱼龙混杂，真伪难辨，比较明显的是，对曹操的批评明显地增多了。后来对曹操的否定，多源于此。 东晋“偏安江左”时，史学家习凿齿撰写了《汉晋春秋》，首先打出了“尊汉抑魏”的旗号。 唐代史学家多尊魏为正统，但刘知几却认为陈寿的《三国志》“以魏为正朔之国，……曲称曹美而虚说刘非”是不正确的，对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颇表赞同②。 五代时期后晋编撰的《旧唐书·经籍志》把《魏国志》列入“正史类”，而把《蜀国志》与《吴国志》列入“伪史类”。 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否认以魏、蜀任何一方为正统，但却主张以曹魏系年，实际上是以魏为正统。 南宋偏安后，“尊刘抑曹”的思想又风行起来，朱熹重弹习凿齿旧调，奉蜀汉为正统，他的《资治通鉴纲目》改变了司马光以曹魏系年的体例，“黜魏而以章武之元继之”。 与此同时，北方的金朝则在搞“帝魏寇蜀”的勾当，直到元以后，“尊刘抑曹”才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从上述历史时期中史学家对待曹、刘态度的富有戏剧性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帝魏寇蜀”还是“尊刘抑曹”，都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正统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反映。而所谓正统，是历代统治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其统治利益而创造的一种观念，谁正谁不正，在不同的时期都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而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无论个人品质如何，都不可超越时代和现实，都不能不受到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想的强烈影响。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曾一针见血地道破其中奥秘：“陈氏（寿）生于西晋，司马（光）生于北宋，苟黜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凿齿）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这些史家都有“信史”之风，但历史的选择决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