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曹操形象

一个横断面来进行描绘。历史学与文艺相比，前者强调的是功与过，而后者强调的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统一。因此，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的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审美理想、生活体验等，对于历史事实加以选择弃取，而不会满足于照相式地简单地复述历史事实；并且在创作过程中，还常常借助于虚构和夸张，只要这种虚构和夸张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这就是说，艺术真实要以历史真实为基础，但二者又不能等量齐观。郭沫若本人也曾经指出：“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4〕所以，不能要求历史小说历史戏剧中的每一个情节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事，不能用对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来衡量小说戏剧中的艺术形象，也不能因为小说戏剧中的人物形象只反映了某个历史人物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侧面而提出“翻案”的要求。对于传统小说戏剧来说，尤其是这样。元代睢景臣的套曲《高祖还乡》，着重描写了汉高祖刘邦功成还乡时志得意满之态，揭露了他年轻时的无赖行径，而对于他在推翻暴秦以后重新统一天下的赫赫功绩则未加表现。难道我们可以说，《高祖还乡》没有反映出历史人物刘邦的某些本质特征吗？难道可以因为它没有全面评价刘邦的历史作用而予以否定，进而提出为刘邦“翻案”吗？当然不能！　　让我们再以郭沫若自己的历史剧创作为例吧。在他的历史剧代表作《屈原》中，张仪被写成奸险狡诈的阴谋家，宋玉被写成卖师求荣的无耻文人，郑詹尹被写成放毒杀人的凶手。这既缺乏充足的史实根据，更不符合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全面评价。特别是张仪，连郭沫若本人也说：“写张仪多半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及《战国策》，把他写得相当坏，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本剧中他最吃亏，为了祀屈原，自不得不把他来做牺牲品。假使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说话的时候，张仪对于中国的统一倒是有功劳的人。”〔5〕请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大声疾呼为张仪、宋玉、郑詹尹“翻案”呢？在郭沫若的另一历史剧《高渐离》中，秦始皇被写成暴君。秦始皇的残暴确是事实，但他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显然是功大于过。那么，是不是因此就要否定剧本《高渐离》而为秦始皇“翻案”呢？由此可见，将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往往是行不通的，有时甚至是荒唐的。

　　对于曹操这样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历史小说历史戏剧的作者为什么不可以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