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白江口水战始末

公元六一八年唐建国之后，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国先后与唐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唐建交前，新罗和百济间关系紧张，一直互相攻城略池争夺不休。百济为实现分割新罗的企图，曾与高句丽合谋，联合进攻新罗。而新罗则积极向唐朝靠拢，以期得到保护。为此，曾上书太宗，例数百济和高句丽侵伐新罗的罪行，吁请请唐政府出面制止。唐太宗则和中国历代统治者一样，将半岛上独立的三国，视为唐朝的属国。但是，在太宗执政初期，因国力尚未充实，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无力也不愿对三国用兵。所以，他以上国君主的身份，对三国间的战争进行调解。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从中擀旋。在给百济王的玺书中说：“朕已对王侄及高句丽、奚落使人俱赦通知，咸许缉睦。王必须往彼前怨，识朕本怀，功笃邻情，即停兵革。”但对于太宗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徉称顺命，实际上并未停止攻侵。

在经过贞观之治后，唐朝的国力开始迅速得到增强。唐太宗开始屏弃了昔日“四夷自服”的外交政策，转而采用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乘高句丽国内政变之机，唐太宗亲率十万大军进击。高句丽举国一致奋勇反抗，唐军进展并不顺利。但高句丽的国力因之而大大削弱，从而减轻了对新罗的压力。但百济在唐军进军高句丽期间，并没有停止进攻新罗的军事行动，相反又连夺十数城，从而切断了新罗赴唐的贡道。这时，太宗病逝，唐遂从高句丽撤兵。高宗即位后，接到新罗的急报，并未出兵，而是循太宗旧例，赠百济国王玺书，令其退还所夺新罗城池。此时，正逢倭国使臣来朝，高宗乃赠倭王玉玺书，令其援助新罗。但百济见太宗出兵高句丽也不曾有什么实质性成果，因而置高宗玺书于不顾，进而再次联合高句丽出兵新罗，于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再夺新罗三十余城。新罗告急，高宗决意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统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

苏定方大军自“城山济海”，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王命太子法敏率军船百只迎苏定方军于德物岛。苏定方令太子法敏自领新罗军，于七月十日在百济南部与唐军会师，共破百济。新罗武烈王闻讯既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百济军兵力远远不及唐军新罗联军，一战而溃。苏定方率军进至百济王城，百济义慈王不敢抵抗，开城投降。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七月，百济为唐军所灭。苏定方留郎将刘仁原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

百济即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