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祥龙思与文 “汉学”（sinology,Chinesestudies）意味着对中国的研究，尤其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有各种方向、层次和后果，但都有助于塑成某种中国观，即对于传统的或原本意义上的中国的一套基本看法。这类看法在一个世纪前可能只影响到外国的很有限的一引起人，比如学者、政治家和商人，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则势必具有更普遍得多和深刻得多的含义。这类看法可以很不同，有肯定性的正极和否定性的负极，以及这两极之间的各种混合形态。从历史上看，在某个时代正极表现得多些，另一个时代里则多为否定性的看法。以德国为例，自莱布尼兹、沃尔夫以来，德国人的中国观经历了赞赏（起码是尊重）、贬抑、（俯就式的）同情、诋毁和再发现等多个阶段。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了解角度和深度也有变化。十七、十八世纪时，莱布尼兹建议“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1]腓特烈大帝以中国为镜子来批评教皇；但到十九世纪末，德皇威廉二世却倡导一次扑灭“黄祸”的十字军；而二十世纪的、特别是经历了一次大战的德国文化界对中国的“道”又产生了热情。关于这些差异的原因，可以到国力的强弱、文明的兴衰、形势的需要等方面去找，但也可以从持有中国观的当事人的思想方式这个角度来探讨。本文将分析几位德国思想家的中国观与其思想方式的关系，以期从中找到一些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一.“理性”的含义 十七、十八世纪时，中国文化对于启蒙运动思想家来讲意味着：人间生活可以不靠一神教的信仰和体制而具有秩序、道德、教养、满足和灿烂的文明。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建立在一种自然理性基础上。对于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1716）这位新教思想家，这种自然理性包含有与基督教不矛盾的神性体悟。后人往往认为，莱布尼兹和他的弟子沃尔弗（C.Wolf,1679-1754）受到耶稣会士们提供的赞誉中国材料的误导，而得出了与实际不符的过分乐观的结论。情况远不这么简单。莱布尼兹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科学、逻辑、形而上学等“缜密和理性的思辨”学说为中国文化所缺少，中国的特长在于“实践哲学”，也就是“伦理和治国学说”[2]方面。[此种看法亦有偏，他在我们下面将谈及的信中对之有所纠正。]而且，他那封“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的信（写于1716年）的大部分，在利用耶稣会士龙华民和方济各会的利安当提供的材料来反驳这两人的结论，即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是唯物论。他看出孔子思想中有超越的和通神意或天意的维度，[3]表现出了敏锐的思想嗅觉。就是他对于易卦的二进制解释，虽然是典型的西方数理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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