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非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考证疑点多

骇人听闻，它意味着这位作者竟一再赤裸裸、不厌其烦地描写自己母亲与西门庆的通奸，自己如何厚颜无耻地认西门庆为干爸爸，两人又同嫖一个妓女。真不知考证者是否读过作品。10、顺昌逆亡法在阅读考证《金瓶梅》作者的论文时，时可看到这样的现象：一篇论文提出新说，不久便见反驳，指出有些材料足以证明该说不能成立，并批评前文有意回避，或根本无视其存在。合乎自己论点则采用，并将文章做足；不合者则弃，只当没有看见，这种对待材料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实为考证之大忌。也许，有些论者并非故意如此，他们或许只是未遍览材料而已。可是，未全面占有资料，又怎么可以贸然考证，创立新说呢？

最后还应提及，阅读各种考证论文时，在逻辑上可抽象出这样的三段论：

大前提：《金瓶梅》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

小前提：×××是“嘉靖间大名士”。

结论：×××是《金瓶梅》作者。

若将“嘉靖间大名士”换为“兰陵人”之类，这样的三段论还可见到不少。若说论者连最基本的逻辑都不懂，那未免太刻薄，可是懂逻辑却偏要如此推断，这又说明什么呢？

应该指出，有的学者在重视《金瓶梅》本身研究的基础上考证作者，而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对作品的深入研究。尽管作者问题上的疑雾未能廓清，但他们钩辑的丰富资料以及相应的整理、分析，推动了《金瓶梅》其他方面的研究，对人们了解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民俗等都极为有益。至于《金瓶梅》作者考证中非科学现象的存在，则与我们的学术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一种“新说”出现，往往会引起媒体的注意或宣传，有时随手拈来几条材料，作一番遐想式的“新说”也得到同样的礼遇，这就容易诱发出视严肃的学术课题为终南捷径，将对轰动效应的追求取代科学探讨的危机，助长那种以侥幸求立说的风气。当然，不能一味地指责外在环境，因为这种局面能否形成的关键，仍在于研究者本身的学风与思想方法。

万历二十三年(一说二十四年)袁宏道在给董其昌的信中问道：“《金瓶梅》从何得来？”目前所知有关《金瓶梅》的最早记载见于此信，此后四百年里，不知有多少人致力过《金瓶梅》作者的寻找。这种探寻精神值得肯定，可是在考察各种考证后，却又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指出，目前并不具备考证的必要条件，因此迄至今日，人们所能抓住的，仍只有袁宏道问题中最后那个标点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