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都只是民间传说,甚至只是神话传说。这就使5000年中华文明有一大半悬了空,得不到史迹证实,一段时期国际上一些学者只承认中国有2300年的文明史。陶寺考古发掘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对尧及尧的时代的都邑和墓葬遗址的发掘，寻获了当时的大量文物遗存,从而使尧、舜、禹的时代不再是传说,而是成为了确凿的历史。从尧的酋邦制时代到夏,大约700年左右,夏、商、周三代到公元前841年,大约1300年左右,从共和元年至今,大约2800年左右。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是4800年左右,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以确定。陶寺考古的意义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如若单从文明史的久远程度上看,在世界范围内起始于公元前2000年以上的并非绝无仅有。但无一例外的是,所有这些古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发生了断裂,也都早已成为失落的文明。而只有中华文明从萌生至今不但未曾有过丝毫的断裂,而且一直在环环相扣、步步相衔的丰富和发展中延续至今,迤逦绵亘了5000年之久,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特别是像我们今天所沿袭的文字、历法、礼制,我们今天所遵从的道德规范和审美矩度,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尧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雏型。换言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尧的时代就开始形成并经过不断发展而来的。 在陶寺考古发掘中,大量遗存都在为这个事实提供着极为有力的佐证。特别是文字、礼制、城墙、宫殿、祭坛、器物、仓储、“王墓”、“观象台”等,都是极为罕见的文物瑰宝,也都是我国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典型、最丰富的发现。这些遗存,不仅在有力地资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而且也在显豁地阐释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坚定的前进步履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尧的时代虽然是一个酋邦林立的时代,但多数酋邦也已具有了国家的特征与性质。这其中,尧的酋邦无疑是当时最为发达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因为从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它已初步具备了文字、城市、礼仪和青铜器等作为国家文明标志的四大要素。一般说来,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社会的组织形式为“游团”;在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的组织形式主要为部落;在龙山文化时期,社会的组织形式为酋邦。尧、舜、禹的时代属于龙山文化时代,其社会组织形式自然以酋邦为主了。所谓“酋邦”,实际上就是国家形态的雏形,或者说是为建立完型国家形态而所经由的必不可少的探求与演试。事实是,紧接着尧、舜、禹的夏、商、周,便已经正式进入了国家形态,成为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的开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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