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天国与拜上帝教问题。针对近年来有个别学者将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称作“邪教”的观点，陈蕴茜撰文指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清朝统治者曾“将太平天国斥为邪教”；西方传教士“也不承认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作者认为：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不是邪教。这是因为：⒈邪教崇拜的多为现世的活人，而上帝教是引进的基督教，崇拜的中心是上帝；⒉邪教一般只关心本人、本教的利益，而上帝教则关心大众命运；⒊邪教具有反人类的特征，而上帝教从来没有让信徒危害自己的生命，太平天国努力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平等祥和幸福的人间天堂；⒋邪教鼓动信徒不惜牺牲今生的生命去换取所谓来世的幸福，而上帝教则正确地处理了现世与来世的关系。认为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的观点，实际上是近年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反映，旨在否定太平天国的革命历史，值得史学界警惕（陈蕴茜：《太平天国的上帝都是邪教吗？》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1期）。 二、太平天国与农民问题。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周新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因清政府的压迫剥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而爆发，又因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而兴盛，最后由于无法解决现实的农民问题而败亡”，但“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问题与当代的农民问题有着质的不同，太平天国主要是解决生存问题，现在则是发展问题”。“探讨太平天国与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可以为党和政府统筹解决当代农民问题提供可贵的历史借鉴”（《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通讯》第9期第2页）。朱从兵提出，要研究太平天国与中国农民问题，“需要更深入、微观地了解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状况，如农民的心态和诉求、乡村内部关系、基层社会秩序和边缘情况等，在做好这些基础研究的前提下，才可能有系统地进行宏观比较与把握”。龚云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农民自救运动”。太平天国虽然是农民建立的政权，但它后来严重脱离农民，因而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当时大多数普通农民的心态值得研究（《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通讯》第9期第3页）。 三、太平天国与宗法文化的关系问题。崔之清认为，宗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看似淡化家庭和宗族的血缘关系，排拒和削弱了宗法文化，但其基本政治文化依旧是经由宗教包装的宗法政治文化。太平天国的制度安排、权力运作都体现了这一政治理念，并主导其政治行为”。 四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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