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出，“文”“道”关系向来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对重要的关系，毫无疑问，“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历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响亮声音。但自宋代理学产生之后，出现了文与道之分，形成了文统与道统的分离。在随后的元代，文统与道统也经历了一个由分到合而又再分的过程。作者认为，这样的分合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元代文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文学思潮发展变化的曲线。通过研究，作者得出结论说，在宋代所形成的新儒学——理学，在元代的遭遇和自身发展却是非常有趣的，这就是：一方面，理学著作被指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于是程朱一派的理学被认为是元代的“官学”；另一方面，元代社会却并不曾为这种心性之学的发展提供条件，于是到了元代中期，理学各派的传人都不再是学者而成为诗文作家了。这一变化当然是理学先辈们所始料不及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一学术走向为理学精神向文学思想的全面渗透提供了条件，于是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文风在元代形成，如由理学对“圣贤气象”的人格追求而形成元代诗文之雍和平易之风，由理学追求“深造自得”到诗文追求“自得之趣”，由理学心性修养的“志以御气”到诗文中的“理以命气”和“不大声色”等。由于理学的哲学思维是理性的和深刻的，因此在理学精神影响下所形成的元代文学思想也是理性的和深刻的，其中的含义相当丰富，我们决不可简单视之。 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作者还发现，理学影响文学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成果，那就是元代的文学思想家们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展开了对文学问题的思考。主“理”本者认为“文”的本体是“理”，主“气”本者认为“文”的本体是“气”。而“本心论”者则认为文学归根结底是生自我心。在元代，文学本体论问题的探讨，决定了文学理论的基本精神与基本倾向。其中气本论虽然占据了文坛主导地位，但心本论也有一定的影响，赵文、杨维桢提出“人人有性情，则人人有诗”，反对文学中的功利主义，提倡创新，这也使得元代文学理论界很富于叛逆和开放精神。另外，元代其他性情论者的理论也各有其价值。在理学气氛相当浓厚的同时，元代文学中也存在着强烈的反理学声音，对此，作者也作出了细致探讨，得出了较为合理的结论。 《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一书注重从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的多方位多层次研究，视野开阔，立论扎实。其学术见解之宏通博识，治学功力之深厚严谨，都表现得相当突出。缘于此，这本文风朴实平正的学术专著才显得很有份量，没有时下常见的那种浮躁蹈空之弊。 《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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