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遗产既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的神，更是我们的魂。然而，浩浩难以数计的文物古迹、典籍文本，却在现代经济社会某些人不屑一顾的轻蔑中，成了兜接灰粒的载体。对祖国文化遗产冷漠所造成民族品性的缺失，长期以来深深刺痛了许多国人的心。如何在近年大量出土文物中找寻外来文明的碎片，开拓一个新的学术空间，无疑是更多学者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努力方向。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葛承雍先生《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就是从世界角度将中国出土的唐代文物放入外来文明体系范围加以研究的一部力作。 它提供了重新审视外来文明的新方法。 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多是与外部世界交往接触，所以研究当时历史，必须要有亚欧眼光、世界视野。在史书记录零散缺载的背景下，出土文物就非常珍贵，因此，许多考古资料第一次在该书专题中被运用。作者给人们展示了一个清新、神奇、异质而又有自己传统的唐代中国，不仅中国史料上的功夫异常深厚，而且将西文文献记载列入对比考察之中，甚至使用中古波斯语、突厥语、粟特语等来整理爬梳唐代文献的一些记载，寻找破解文物难题的入门钥匙。 它提供了研究中古中西交通的新史料。 但凡研究遗产历史之人，要有一番突破创新，当具备史料、史论、史识三门看家工夫。真正领悟过去，就不能不对文明的延续性有个反思。从文物入手研究中西交通关系当是最佳途径，可以广大，可以深邃，文物在这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作为一种新史料直接影响着学问境界和思想启迪，具有证史、补史、纠史的独特作用。 如昭陵乾陵石人造像“突厥化”的问题过去很少有人论及，甚至被误认为是臆测附会，作者却认为从初唐到盛唐的“突厥化”不是个别点缀，而是在长安以及突厥内附的羁縻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宗教、艺术、文化交流各个方面看，6至9世纪广布亚洲草原的突厥石人雕像，通过突厥等民族的内迁而对唐前期陵墓埋葬布局有着重要影响，具体到石人含义、用色、形象、动作、服饰、刻字等等，其“突厥化”证据都非常明确，提供了新的史料，从造型来源和时代意义上把过去一些悬而未决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使专题论述更为圆满、透辟。 又如对中国人习以为常的龙形象，作者图文对照、另辟蹊径，将唐代龙的演变特点一一总结，指出唐代龙造型不仅沿袭了前代有西方飞翼的形象，而且还有狮虎走兽的动态造型，与其他时代龙为蟒蛇的形象大不相同，其原因是与外来文化的传入息息相关，读后让人耳目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学术课题，都允许提出新说，容纳“惊世骇俗”的见解，这是推动学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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