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睿

用刑狱去“生民之梗”，行“天讨之公”他根据《易经》的“系辞”和宋代道学家对它的解释，认为刑狱的出现，是顺应“天地自然之理”，旨在“去天下之梗”，正如天地万物，凡是给造物者以梗阻的，“必用雷电击搏之”一样，“圣人”治天下，对于“有为生民之梗者”，也“必用刑狱断制之”。由此他阐发了所谓“天讨”说,认为“天为民以立君”,“君为民以立政”。国家立法的目的，乃在于除暴安善，“牧养斯民”，是“人君奉天讨以诛有罪”的体现。他继承儒家天意即民意的“重民”思想，认为“人君之刑赏，非一人喜怒之私，乃众人好恶之公”。既然如此，人君秉承天意，就应行“天讨之至公”，奉天讨罪，顺应天时。例如“仲春”的时候不应用刑，“孟夏”以后天气炎暑，要分别罪的轻重，迅速结案，能宽纵的予以宽纵；至于决断死刑，则应待到“孟冬”“纯阴”之月。这些道理，大抵都是自董仲舒以来的“天人交感”之说在法律理论上的进一步发挥。

“德礼刑政”缺一不可他强调崇礼重法，明刑弼教,认为治国之道，虽然应以德礼教化为先,但刑以辅政，刑以弼教，也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只有政刑而没有德礼,叫做“徒法”；只有德礼而没有政刑,叫做“徒善”。“徒法”和“徒善”都治理不好国家。所以这四者对于为政是不可缺一的。这是因为，为政之本在于“修德以化民”，如果化之以德而还有不服的，就必须用礼来齐一他们的行动，以使“德化可行”。但如果“导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齐”,那就非有“法制禁令”不可了。这种德礼刑政的统一观，也是植基于传统的“德主刑辅”思想。

“法”与“人”都是“为治之具”他认为,“法”与“人”的功用在于：“人以为咨询谋为之用”，是治理国家的主体；“法以为持循凭藉之资”，是治理国家的依据。但是，人的作用的发挥，不能离开法，人如果不与法“兼用”，便将无所依持。所以法与人应当相互为用。但比较起来，法毕竟居于首要的地位。因为人非皆贤，即使是贤者，也总是会老死，而法却能长存；人“不幸而老成凋丧,而先王之旧法幸有存者,持循而凭藉之，犹可以系人心、延国祚，而不至于倾覆”。这表现了他和一般儒者所持的“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的“人治”论，有着重要的差别。立法必须“应经合义”与合情便民他认为国家立法，必须以儒家经典规定的封建纲常道德为指导，一切准于礼义。他说：礼和义都出之于儒家经典。人总是违反了礼义然后才入于刑罚的。“为学而不本于六经，非正学；立言而不祖于六经，非雅言；施治而不本于六经，非善治”；制法而不本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