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四辅官，是仿效古代设立三公四辅的传说设立的。据说周文王就设置过四辅官。朱元璋在宣布永远废除丞相制度后，便从古代的官制、官名中找依据，企图建立一种符合自己需要，有用而无害的辅政制度。
四辅官是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设置的，时在宣布撤销中书省、永废丞相职任半年之后。朱元璋为决定设置四辅官，曾经“告太庙”和谕示全国，要求四辅官承担起“论道经邦、理阴阳、顺日时”的职责。其具体做法是，在全国挑选一些“学问该博，德行敦厚”、“善属文，勤慎好学”、“精通经籍”的“耆儒”、“宿儒”到中央朝廷来协助皇帝做一些具体工作，诸如：“命吏部，凡郡县所举诸科贤才至京者，日引至端门庑下，令四辅官、谏院官与之论议，以观其才能。”“命刑官听两造之辞，果有罪验，正以五刑。议定，然后入奏。既奏，录其所被之旨，送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覆核，无异，然后覆奏行之。有疑漱，则四辅官封驳之。”可见，四辅官的职任主要在于协助皇帝复核诸如人事、司法等有关工作，当然，也要承担一些文书处理业务，参与研究一些指定的问题，有时也应召和皇亲“讲论治道”，但从未受权直接处理任何重大的政务。朱元璋虽然在敕谕中也称四辅官等为“辅臣”，“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但实际上却是只责成他们办事而不予以任何实权，目的是严防四辅官制度重蹈中书省的覆辙。为此，在人选上，主要是精选一些“高年笃厚”的人来充任。所谓“高年”，即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所谓“笃厚”，即不必具备实际政治经验而又绝无政治野心。据历史记载，曾先后担任过四辅官的有王本、杜佑、龚、杜、赵民望、吴源、何显周、安然、李干等共九人，其中前七人均为“年高耆儒”，是久处田间的老夫子。安然原为元末山东行省的左丞，人明以后担任过御史大夫，算是九人中唯一有行政经历的人；李干虽然在元末曾任翰林院编修，但入明以后一直在原籍教书，基本上也是一个“着儒”特别是，以上九人中没有任何一人是与功臣勋旧集团有什么牵连的。在具体使用上，朱元璋又精心设计出一套立足于防范的办法，那就是，“以四季均职于四辅”，即以春、夏、秋、冬四季分名其官，春官只在春季任事，而且在春季三个月中，每月也只上班一旬，如其中的龚被任为春辅官，但春季三个月，每月只有下旬十日是他的班期；又如杜佑，亦为春辅官，却是每月中旬十天才能视事。这样人为地造成有间断地让官员们“一月内分司上中下旬”办事的办法，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是仅见的。经过朱元璋这样独出心裁的驾驭控制，从各方面堵塞了四辅官制度的“弊端”，自然无虞于发生任何侵扰到皇权的可能。但与此同时，四辅官制度也就失去了它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因为这些老朽儒生们虽然无能进行颠覆，但也不能有效地起到辅理政务的作用。这些人不论在阅历上或精力上都难胜委任，有时还迂腐误事；再加以从制度上切断了工作的连续性，遇事不知前因后果，也难免产生许多原来可以避免的失误差错，无法满足朱元璋的要求。不多久，便纷纷“引疾”、“致仕”、“以老还乡”，或被“撤免”。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七月，朱元璋宣告撤销四辅官制度。这套制度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是一次失败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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