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沙等地后，不再见寺产名称’新出现的常住百姓，其地位较寺户有所提高。在江南朗州桃源观，“有观在山，有户在疆”，天宝中，敕取近三十户，“蠲免租赋，永充洒扫。”[29]诸如此类的寺观户并非是直隶于寺观的农业劳动者。说唐代是农奴制，宋代是租佃制，其主要依据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陆贽所说：“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30]如果说这里描述的租佃劳动者是农奴，那么，北宋苏洵也曾概括说：富家地多，“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31]苏轼亦云：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32]被视为“奴仆”、“奴隶”的佃农与陆贽所称“私属”性的佃农到底存在什么根本性差异呢? 说宋代是契约租佃制，唐代是农奴制，也是说不通的。早在汉代，中原内地已有契约租佃，[33]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也并未停废。[34]现在已发现西州大量唐前期的租佃契，敦煌出土了唐后期的租佃契，怎么能否定唐代存在契约租佃呢?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二月，诏令诸路所在旷土召人佃种，“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35]这是赵宋最早提到租佃契约的记载。然而，有更多的租佃关系并未明言立有契约，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存在契约。李唐屡次发诏令依乡原例出租荒废田地，这在赵宋亦不乏其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曲赦河北、陕西、京东路被虏人户所抛下田产，许诸色人住佃。“本县量给牛粮种子及功力，依乡原例，或以四六或以三七均分。”[36]分成租原则上是以契约为依据的。 唐朝建国后，轻便的曲辕犁开始取代以往笨重的长辕犁。全国各地生产发展虽不平衡，但地无分南北，包括半自耕、半佃农在内所有编户齐民原则上不许随便迁居。众多破产农民常不顾禁令四出奔逃，以往括逃通例是就地落籍为民，从事农业。自玄宗开元中括客以后，客户正式合法存在。人们乐于引用宋仁宗天圣时，针对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地区的田客不能随意起移，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37]用以说明宋代佃客有迁徙自由，不同于唐代农奴式的佃客固定在土地上。我们认为唐代的客户含义与宋代不尽相同，但其中大部分无疑是佃农。唐代不见有客户随意迁徙的资料，也没有不许迁徙的记载。即使在宋代，上述诏敕也只能说明江淮以南的自由迁徙，华北广大地区亦无明文记述。作为国家编户的唐代佃农大概难以随意迁徙，地主的压力和国法都是不轻易允许外迁的。 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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