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时太史令傅奕以传统儒家的立场出发，于武德七年(624)，上《请除去释教》疏中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运；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思不存，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识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矫诈，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门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天，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 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描，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广显而易见。"李渊于武德九年便下令“以京师寺观不甚清净”为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历数佛教徒的种种罪恶，对道教徒则轻描淡写笼统谓之“驰驱世务，尤乖宗旨”；最后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此举表面对佛道两教都进行沙汰，然而当时佛教徒和寺院的数量远较道徒及道观多，实际上是打击佛教，扶持道教。唐初的佛教徒及寺院之多，实和隋朝的崇佛政策有关，而隋未唐初战乱之时，百姓纷纷进入寺院躲避战乱，也形成此原因。 唐初统治者并非意欲彻底打击佛教，三教并用为意识形态实有利于唐的统治，而打击佛道虽然有利于儒家的发展，但对统治者来说则是不利，所以此诏令仅两月之余。而当时下诏，并非全因太史令傅奕的上书，实是由于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以及寺院内部的混乱等，所以不能不对佛教的发展加以遏制。当时儒佛的冲突甚是激烈，傅奕的上书，也引起中书令及佛教徒等的反对，佛教徒明概于《决对傅奕度佛僧事》中说："释迦悯斯涂炭，哀其沈溺，陈经敦劝善以诱贤，制戒律禁恶以惩罪，皆令息妄归真，还源返本。"佛教不仅是为了治天下而产生，而且其功能也并不比儒学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朴时淳，书契未作，民浇俗伪，典籍方兴。故周公不出于上皇，孔子唯生于下代，制礼作乐，导俗训民，致治兴风，匡时救弊，皆欲令止浇息竞，返素还淳，出于释迦，其揆一也。"反对排佛之事。并当时由于崇道而规定道士于僧尼之前，也引来佛道两教的冲突，但由于唐皇室始终支持道教，佛教在当时是次于下风。 李渊死后，李世民即位。道佛二教仍互相排挤，彼此都想一教独尊，而唐初社会上仍有重佛轻道的积习。李世民为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遂于贞观十一年（637）继李渊之后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称：“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无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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